山東琴書

山東琴書自明初興起於鄆城，迄今約有六百年的歷史。據《鄆城縣誌》載：“琴曲始出於書香之家”，稱為“琴箏清曲”。至清朝中葉，“琴箏清曲”漸漸衝破了文人雅士的小圈子，由起初的“攜訪友”變為農閒時節的自娛性“莊稼耍”，或曰“玩局”，開始在鄆城一帶農村盛行。 ^[1] 

山東琴書最早為民間小曲聯唱體。元明以來，山東境內俗曲盛行，至清代更盛。當時，魯西南曹州府有通曉音律的文士名流，編寫唱詞，連綴曲牌，抓箏撫琴彈唱自娛，自稱“琴箏清曲”。因演唱情節需要，連綴數百種曲牌演唱，有了《白蛇傳》《秋江》等曲目，聯曲體新曲種小曲子應運而生。早期演唱小曲子的文人雅士宗儒尊孔，曰“儒門傳清”。據“儒門傳清”宗譜記載，其門户是雍正十三年，由“精通琴書畫，聞名東平湖”的王尚田創立，下傳陳興順、陳大俊、劉道友、陳延展、陳來元、陳懷教六世。陳懷教的弟子陳翅端對其琴書曲牌繼承最多。 ^[2] 

小曲子產生後，漸轉為老百姓普遍參與的“莊稼耍”，因業餘演唱，由產生至清末雖近200多年，卻無多大發展，知名者僅有梁啓祥、苗金福、侯沛然、劉繼榮、陳懷教等少數人。 ^[2] 

光緒年間，魯西南災荒連年，擅演小曲子的藝人進入城市賣藝，“小曲子”轉向職業性演唱。已知最先撂地説書影響較大的是光緒末年曹縣苗金福、鄆城劉老繼、金鄉李鳳興等，同時出現“唱揚琴”、“打揚琴”等名稱，陸續改編移植了大批中篇書，如《王天保下蘇州》《空棺記》等40餘部。唱揚琴由聯曲體向以【鳳陽歌】【垛子板】為主曲的板腔體發展。 ^[2] 

清末民初，山東琴書進入鼎盛期。名家湧現，如賀金城、賀金柱、張建亭、張建山、殷田昌、茹興禮、侯聚山、李鳳興、李若光、李若亮父子等。20世紀20年代前後，山東琴書出現三個流派。 ^[2] 

20世紀50年代，文藝工作者改編了一批傳統書目，如《秋江》《水漫金山》《盜靈芝》等。1962年，“山東琴書流派座談會”在濟南召開。期間，濟南軍區前衞歌舞團徐桂榮、劉秀德等演出的《姑娘的心願》，鄒環生改編的《梁祝下山》，劉淑敏、王月華演出的《裝灶王》等，廣泛採用各路唱腔凝聚而成的嶄新的山東琴書。20世紀80年代，山東琴書發展出青島市曲藝團的《鋦瓷盆》，及濟南市曲藝團的《冤家》等新書目。 ^[2] 

山東琴書早期表演形式為分角坐唱，演唱者四五人或六七人，分操琴、箏，配以四胡、竹笛、琵琶、簡板、碟子、碰鈴等。操琴、箏者唱主角，居中坐唱，其餘分坐兩側呈扇面形。清末，演唱者走向職業化，為減少開支，減為二人自操樂器對口演唱。 ^[2] 

進入21世紀後，山東琴書的演出形式一般為二至五人，演唱者分趕角色，也兼樂器伴奏。分趕角色者一般二至三人，餘者為伴奏兼伴唱。傳統的演唱講究穩重大方，演唱者正襟危坐，儀態端莊，目不斜視，全靠富於變化的唱腔和有機的伴奏配合來完成故事情節的表達和人物形角的刻畫。 ^[3] 

山東琴書產生於民間，根植於民間，語言極具生活味，它所採用的都是生活中的俗言俗語，比喻巧妙，生動韻味，獨具匠心。南路琴書藝人李若光認為南路“琴書講究快口，拖腔拉韻的聽眾嫌膩歪……最主要是把詞賣出去”。故南路嗓音條件好的藝人多用假聲、頓音，説唱性較強，靈活多變。這是南路琴書藝人根據當地羣眾的習慣而進行的唱腔設計。東路以唱為主的特徵並非只是羣眾欣賞的習慣，還源自藝人的好嗓子及對唱腔孜孜不倦的追求。東路主要流派商派代表人商秀嶺、商業興極具嗓音天賦，加之後天的不斷練習，一唱就是個滿堂彩。這一長處使得商派在唱腔的改進上取得了獨特的風格。北路琴書常演出在天津、濟南等大城市，為適應羣眾需要改變了鄉音土語的問題，採用濟南話（山東官話），注重咬字清晰，唱腔優美動聽。鄧派代表人鄧九如音域不太寬，因此唱腔多平滑，少有上滑音，強調在旋律中求韻味，給人以純樸的感官享受。 ^[4] 

語言不僅是一個工具，也是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山東琴書流派的發展與當地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錢曾怡、高文達等學者根據各地方言特點將山東話分為兩個大區四個小區：西區——西齊區、西魯區；東區——東濰區、東萊區。就此劃分方式，大致可將南路琴書的語言風格劃分至西魯區（中原官話），而東路和北路琴書則歸為西齊區（冀魯官話）。西魯區的聲調陽平、上聲、去聲較多，去聲多為前高降後低升（312或412），而西齊區只有陰平、上聲、去聲三個，去聲多讀遞降形式（31或21）。就聲母而言，“shu”在西魯區多數地區讀“f”，運河兩岸“zh、ch、sh、r”聲母讀為平舌音，“襖安恩”等字發舌根濁擦音；西齊區多數地區發“n”為“ng”，“r”發為“l”等等。 ^[4] 

山東琴書採用山東方音表演，因脱胎於民間的“小曲子”聯唱，所用唱腔曲調十分豐富，約有曲牌二百多支。發展為琴書説唱之後，使用的曲調逐漸集中，以所謂“老六門主曲”即【上合調】【鳳陽歌】【疊斷橋】【漢口垛】【垛子板】【梅花落】最為常用，清末民初以來又進一步發展為以【鳳陽歌】和【垛子板】為主要曲調，穿插少量小曲進行説唱的音樂體制，節目也以中長篇書為主，兼唱小段兒。 ^[5] 

山東琴書主要有三路四流派，即南路琴書的李派和茹派；東路琴書的商派；北路琴書的鄧派。各流派源自南路，初期大體一致，但由於語言、演唱書目、演員文化價值認同、各地方戲曲曲藝的影響等種種因素進入了流派紛呈。 ^[4] 

就山東琴書的整個發展流變過程而言，南路琴書無疑是各流派中最早的。撂地説書後，主要形成了李鳳興、李若光、李若亮為主的“李派”和茹興禮的“茹派”兩大流派。李派琴書早期演唱使用老十七板鳳陽歌的簡單唱法。它雖然結構完整，但是缺乏變化，在反覆演唱過程中，顯得單調乏味，難以適應説書時故事的進展及人物的感情變化。因此，在後期發展中，李派着重豐富發展鳳陽歌，同時為適應説書需要，模擬各種人物的神情姿態，豐富表現力。茹派琴書創始人茹興禮是獨具風格的琴書演唱家。他演唱時雖然一大段書反覆只有鳳陽歌一種，但跟隨內容、人物形象的不同板眼、句腔多有靈活變化。茹派注重説、唱並重，語言生動通俗，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4] 

青州廣饒縣四平調藝人商秀嶺注意到南路琴書贏得了人民的喜愛，專門來到魯西南學習。然而，他發現魯西南地區語言中陽、上、去三音較多，陰平較少，尾音上翹；唱詞密集、節奏較快，意識到這與自己過去演唱的四平調及山東東北部地區羣眾的欣賞習慣不相適應。因此，他將南路琴書大膽改造，融入臨清、聊城等地的老四平調形成鳳陽歌與老四平調的新腔，也稱為四平調。在創新新腔的同時，商秀嶺不僅侷限於從南路琴書習得的書目，而且保留原四平調節目，同時改編當地流行的五音戲。緊隨商秀嶺之後，其徒弟商業興發展形成了以唱為主的“商派”琴書藝術。商業興一方面在師傅習得的基礎上對鳳陽歌進行改進，使得鳳陽歌改變了原有的缺乏剛勁氣派、難以適應各種性格人物與複雜説書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革新垛子板，使其不再是直腔單調而缺少變化。同時，商派藝術尤其注重唱的情感，悲喜皆由心生。 ^[4] 

北路琴書是以鄧派琴書為主要代表，以濟南為中心流行於魯西北一帶的琴書。鄧九如是北路琴書的創始人，他改南路大頂板為中眼起慢板唱法。為適應長期在大城市的演出，他虛心向曲藝前輩學習，廣泛吸取京劇、評劇等姊妹藝術所長，創造出深受羣眾喜愛的“鄧派”琴書藝術。 ^[4] 

山東琴書曲目的內容大致可分如下幾類：⑴民間口口相傳的傳統故事，以描寫人民現實生活為主，常有勸人向善，如兒女知行孝、夫妻守忠貞、兄弟講情誼、取財需有道等內容；又有批評或嘲笑社會中的不道德行為，如：嫌貧愛富、欺男霸女、好吃懶做、薄情寡義等內容。代表性曲目有《雙頭馬》《許郎抱雞》《洗衣記》《空棺計》等。⑵取材於傳統文學作品的，如《水漫金山》《狀元祭塔》《盜靈芝》取材於《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梁祝姻緣記》《梁祝下山》取材於雜劇《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羅衫記》取材於《警世通言·蘇知縣羅衫再合》；《倒休》取材於《漢書》本傳；《打黃狼》取材於明雜劇《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後孃打孩子》取材於《紅羅寶卷》；《宋江坐樓》取材於《水滸傳·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二十二回）等。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創作的新作品，大多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讚揚勞動人民，同時又與政治形勢聯繫緊密。如《老王賣瓜》《大林還家》《姑娘的心願》《瓜棚記》《黃忠大戰穆桂英》《焗瓷盆》等。 ^[6] 

由於時代發展相對迅速，文化娛樂也朝着多元化形態發展，在全球化、現代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許多傳統民間文化都面臨着傳承的困境，山東琴書同樣進入了較難的發展境地，逐漸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甚至面臨着人去藝絕的危險。伴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歷史的變革、時尚文化的日益衝擊，山東琴書在發展方面面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缺乏健全的資金規劃體系和收入分配體系；人才隊伍儲備不足，存在文化斷層現象；創演資源開發不足，藝術傳承創新不夠等。 ^[7] 

當前的琴書大多以劇院匯演為主，而由於觀眾羣體逐漸萎縮，劇院演出機會少，又欠缺商業化運作的經驗，劇院生存面臨困難，這要求基層院團進一步完善管理制度，科學規劃資金使用和收入分配體系。 ^[7] 

山東琴書來自於民間、紮根於民間，是民族文化的凝結，數百年來一直處於民間自發傳承的狀態，其傳承方式一直是口傳心授。但因為山東琴書將演唱與樂器演奏結合在一起，藝術表演難度高，藝人成才週期較長，導致學唱琴書的人越來越少；由於演出機會少、收入不穩定，部分琴書專業演員、藝術人才轉行，一些琴書編創人才以及音樂、舞美等人員流失到影視、舞台劇等領域。 ^[7] 

2001年，據山東省第二次基本單位普查工作統計資料顯示，全省有三所獨立曲藝演出單位，其他演出團體都因經濟效益及人才流失等原因，或被當地文化部門撤銷，或歸屬於當地歌舞團和其他藝術機構。截至2019年，山東琴書的市級以上傳承人數目為數十人，拔尖人才和後備青年人才還需補充。 ^[7] 

作為一種平民化的藝術形式，山東琴書最大的受眾是社會基層羣體，不同時期觀眾的審美理念、藝術趣味決定着山東琴書的作品內容和創作方向。傳統社會里，山東琴書以其最平民化的價值取向、最生活化的表達方式，反映着普通民眾的心聲，獲得了觀眾羣體的一致喜愛。但隨着娛樂方式的多樣化，山東琴書的傳統作品逐漸無法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雖然表演者在演出這些傳統作品時會融入個人創新與現代詞語，但到底還是“換湯不換藥”，舊曲目無法真實地反映現代人的生活狀態，琴書的表演逐漸出現內容陳舊、唱腔模式化、表演形式固化、缺乏創新等弊端，使得這一藝術形式在當下快節奏生活中稍顯單薄枯燥，缺乏對現代觀眾的吸引力。 ^[7] 

“沒有觀眾，就沒有戲劇”，沒有觀眾就沒有市場，曲藝藝術與市場是不可分割的。市場對地方曲藝藝術的存在和發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山東琴書其實早在誕生之初便己具有商業化、市場化的萌芽。山東琴書表演藝術要走向市場化，需要一個成熟的演出市場。要把這個市場培養起來，首當其衝是觀念的轉變。民間藝術要市場化運作首先應培養觀眾羣體。民間藝術市場化演出，老百姓要自己掏錢去買票，這對主創、演出人員要求的標準更加高了。有了觀眾，才能有發展創新的動力。 ^[8] 

山東琴書本是源於農村的產物，是紮根於農村的土壤中的，其主要觀眾和藝人多分佈於農村。其在進入城市後，藝術和本身的關注度獲得提高，但農村百姓仍是它最大的觀眾羣體。只有讓最廣大的農村觀眾真正地瞭解山東琴書，才能使其發展有合適的温牀，在百姓的土壤中山東琴書會重新煥發生機。如何讓農村羣眾瞭解認知它，是政府和相關文化部門應該關注的問題。不讓山東琴書湮沒在博物館內，就要組織專業的演員多去基層多下鄉，讓山東琴書的影響力波及到每一個農村中，從而形成穩固的觀眾羣體。 ^[8] 

這是山東琴書藝術走向市場的必由之路。民間文化是草根藝術，在傳承傳統劇目的同時不是照搬，而是應抓住民間的創意、亮點，找到一個民間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點，打造出一批既有時代特徵，又有傳統民間藝術原始神韻的藝術精品。這樣，山東琴書才能有存活的生命力，才能在市場化大潮中得以發揚光大。 ^[8] 

只有原汁原味的傳統民間藝術才有獨特的魅力，要包裝山東琴書，打造菏澤有亮點的文化特色，就要打造原生態藝術品牌。山東琴書藝術要走向市場，必須瞭解菏澤民間藝術發展史，對經過漫漫歷史長河存留下來的這一民間藝術瑰寶，認知它的特色和獨特魅力，才能把它做大做強。 ^[8] 

文化需要保護傳承，才能得到弘揚與創新。政府應該對傳統文化倍加尊重，把文化藝術生活化，使人民羣眾得到精神享受，山東琴書的劇目展演可以定期開展，加強省內琴書表演團體的交流、合作研究，把這種模式固定化，靈活推向市場。通過活動開展，使山東琴書作為菏澤的一個名片，一個品牌項目，把山東琴書的編創、演出、人才培養常態化。 ^[8] 

將多種非遺項目集聚，構建山東琴書產銷平台。還可以建立菏澤“非遺”產業市場化運作服務聯盟。讓非遺傳承人根據自身發展需要，選擇合適的服務機構進行項目對接，擴大非遺項目影響，並從中獲得資金支持。 ^[8] 

李湘雲，女，漢族，1939年生，山東濟寧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山東琴書代表性傳承人。自幼隨父學習南路山東琴書，8歲登台，12歲即揚名濟寧曲壇，有“小紅鞋”美譽。1951年進入濟寧市曲藝隊，1960年任山東省曲藝團主要演員，1978年調入山東省戲曲學校任南路琴書主課教師，1981年調山東省藝術館從事曲藝研究，1994年退休後致力於社會教育。其演唱繼承了李派俏皮、甜脆等特點，精通傳統曲目。代表作品有：《水漫金山》《盜靈芝》等。 ^[9] 

姚忠賢，男，漢族，1941年生，山東濟南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山東琴書代表性傳承人，國家一級演員。1955年師從北路山東琴書創始人鄧九如，系北路山東琴書第二代傳人。1957年隨鄧九如參加濟南市曲藝隊，1977年進入濟南市曲藝團至今。其音色優美文雅，唱腔高亢委婉，表演輕鬆詼諧，風格灑脱大方。代表作品有：《梁祝下山》《斷橋相會》等。 ^[10] 

吳紹君、趙玉俠是臨沂市第六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山東琴書代表性傳承人。 ^[13] 

2006年5月20日，山東琴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地區山東省。 ^[11] 

2007年，山東琴書入選《山東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7] 

2008年，山東琴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地區山東省菏澤市。 ^[5] 

2011年，山東琴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地區山東省鄆城縣。 ^[1] 

2020年，山東琴書入選臨沂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申報地區郯城縣、沂水縣。 ^[12]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山東琴書項目保護單位山東省藝術研究院、菏澤市藝術研究所評估合格。 ^[14]  “山東琴書”項目保護單位鄆城縣文化館存在單位性質、機構等方面重大變化，不具備保護單位基本條件等情況，重新認定保護單位鄆城縣文化館（鄆城縣美術館）。 ^[15-16] 

山東琴書作為中華民族傳統藝術中的一個分支，藴含着千百年來歷史的悲歡離合，記載着歷史對文學藝術的眷顧，是一種具有較高歷史價值與文化藝術價值的説唱藝術。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