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

1821年11月28日生於烏克蘭波多爾斯克省維尼茨縣涅米羅夫鎮。父親是軍官，退伍後舉家遷往雅羅斯拉夫爾縣祖傳領地格列什涅沃村。詩人就在這裏度過童年。農民的無權地位，伏爾加河上縴夫的艱苦生活，以及經常從門前通過的解往西伯利亞的政治流放犯，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838年，涅克拉索夫被送往彼得堡進武備學堂，他卻違背父親的意願去投考大學，落取後徑自到彼得堡大學去旁聽。父親一怒之下，對他斷絕了全部接濟。17歲的涅克拉索夫從此便長期過着飢寒交迫的貧困生活。同年，《祖國之子》雜誌第一次發表了他的短詩《思想》，其他雜誌也相繼發表他的詩篇。

184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幻想與聲音》，大多模仿之作，受到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嚴厲的批評，他感到非常痛苦，一度中止寫詩。為了擺脱生活困境，他為農民代寫書信，擬呈文，為商人寫廣告，或為演員抄台詞，同時堅持文學創作。1840～1841年間，他在《俄羅斯和全歐洲戲劇叢刊》、《文學報》等刊物上發表書評、論文、雜感、小説和輕鬆喜劇。

40年代初，涅克拉索夫結識了別林斯基，在後者的幫助下，逐漸走上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真正的詩人”的道路。這一時期寫的《在旅途中》(1845)、《搖籃歌》(1845)、《故園》(1846)、《秘密》、《夜裏我奔馳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等詩，描述俄國下層人民的痛苦及其悲慘的命運，並諷刺了偽善的權貴們，在文壇上受到普遍的讚揚。40年代末他已被稱為有獨創精神的民主主義詩人和諷刺詩人。

1847年起與帕納耶夫合編《現代人》雜誌。50年代，他先後邀請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參加編務。由於立場、觀點的一致，三人結為共同為革命民主主義理想而鬥爭的親密戰友。這時期他寫了許多著名的詩篇，如《未收割的田地》(1854)、《被遺忘了的鄉村》(1855)、《小學生》(1856)。特別是《詩人與公民》(1856)莊嚴地宣稱“可以不做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大門前的沉思》(1858)抒寫了在俄羅斯大地上氾濫的人民的悲哀，思索着他們未來的命運；《葉廖慕什卡之歌》則提出進行革命的口號，並呼籲為此而獻身。

大門前的沉思(3張)

從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連續寫了一些描寫農村生活的長詩，如《貨郎》(1861)、《嚴寒，通紅的鼻子》(1864)、《鐵路》(1864)等，這些詩篇着力表現破產中農民的悲傷和憤懣，洋溢着對俄國農民的真誠的愛。這個時期他在文學界，特別在進步青年和革命活動家之間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認為是俄國最優秀的詩人。

60年代前期，涅克拉索夫一再遭到挫折：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亞歷山大·德魯日寧、鮑特金等因思想立場分歧，先後同他絕交；杜勃羅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繼被捕，並流放西伯利亞；《現代人》又於1862年一度停刊，1866年終於被封閉。在這之前，涅克拉索夫為了刊物能夠維持出版，曾向兩次參與鎮壓波蘭人民起義的“絞刑吏”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獻詩，引起進步人士的責備。他曾寫詩承認錯誤，説“當無情的命運威脅我的時候，我的手就在豎琴上彈出了不正確的聲音”。列寧指出他的弱點，同時肯定他“整個的同情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一邊”。

1868年，涅克拉索夫與謝德林、葉利謝耶夫合編《祖國紀事》雜誌，並邀請優秀的民主主義作家和詩人撰稿，使它成為70年代進步陣營的喉舌。在《祖國紀事》刊行期間，涅克拉索夫寫了歌頌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犧牲精神的長詩《祖父》(1870)和《俄羅斯婦女》(1871～1872)，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的長詩《同時代的人們》(1875)，還寫了後來結集為《最後的歌》(1876～1877)的抒情詩和《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的最後三部。在革命的民粹派運動日益發展壯大的70年代，他的這些作品體現了時代的最主要特徵 ^[1]  。

《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1866～1876)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寫了偶然相遇的7個農民為尋求“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這個問題的答案，乘一塊“神奇的桌布”漫遊全國的故事。以此為情節，生動再現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的俄羅斯現實，描寫了農民、地主、僧侶、商賈和革命者等不同人物形象，暴露沙皇統治當局的殘酷和欺騙行徑，表明當時俄國是一個沒有幸福的地方，而只有那些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獻身的人才是幸福的。長詩採用民歌形式，融諷刺、敍事、抒情於一體，藝術上有較多創新。 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在彼得堡病逝。

涅克拉索夫的詩歌緊密結合俄國的解放運動，充滿愛國精神和公民責任感，許多詩篇忠實描繪了貧苦下層人民和俄羅斯農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時以平易口語化的語言開創了“平民百姓”的詩風，他被稱為“人民詩人”，他的創作對俄羅斯詩歌以及蘇聯詩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