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達

偽滿期間，先後充任第五軍區治安隊病院看護長，國境警備隊野戰醫院少尉軍醫，北支派遣軍冀東總隊中尉軍醫。其中1940年到1944年間，分別在熱河省衞生軍士養成所、軍醫訓練班，學習戰地救護及軍陣外科。1945年日本投降後，任華北先遣軍第27軍第9師隨軍醫院、東北保安第三總隊野戰醫院上尉軍醫，國民黨中央暫編第6師隨軍野戰醫院、第93軍暫編第57師隨軍醫院院長及代理軍醫室主任等職。

1947年10月，國民黨中央暫編57師隨軍醫院被人民解放軍改編為華北民主聯軍第7縱隊19師野戰醫院，尚達仍被安排在醫院裏做外科大夫，並以更加飽滿的愛國熱情忘我地工作在前沿陣地，竭誠回報人民軍隊的信賴與愛護。1948年9月遼瀋戰役打響後，尚達所在的部隊配合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區奉命阻擊由錦西、葫蘆島方向和瀋陽方向施援錦州之敵。硝煙瀰漫、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尚達和他的戰友們冒着槍林彈雨，奮不顧身地運送救護傷病員，抬擔架、背傷員，應急處置、施行手術，為贏得戰役勝利作出了貢獻。攻克錦州後，為了表彰尚達同志在戰場上的突出表現，尤以在解放錦州的作戰中英勇果敢、捨身忘死，“深得全軍嘉許”，通令榮記大功二次、小功二次。東北解放後，他又榮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4軍第130師師部野戰醫院外科主治軍醫。

1949年4月他進入華北人民政府衞生部醫務人員訓練班學習，是年8月由察哈爾省衞生局分配到大同市工作。先後在大同市立人民醫院、大同市第一人民醫院任外科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等。

他從事醫學臨牀外科和醫學研究工作大半生，特別是在醫治皮膚性疾患方面有獨到之處，先後診治過數以萬計的病人併為之驅除病痛還爾健康。他在外科研究領域具有高超的醫術，他崇高的醫德和踏踏實實的醫風亦為大家所景仰，多年來受到患者和家屬的一致好評。他獻身醫學事業將近50年，曾撰寫過許多篇醫學研究論文，屬大同地區醫學界權威人士之一。

1957年大同民革經過認真研究和細緻考查，認為尚達同志為人耿直忠厚，業務精湛、工作責任心強，是個忠實的人民公僕，同意吸收他加入民革組織。1965年11月3日在民革大同市第三次黨員大會上，他當選為市委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尚達同志遭到造反派謾罵、圍攻、迫害，被扣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其低頭彎腰，脖挎“反共老手”的招牌示眾；每月僅能得到8元的生活費；一家老小頓陷困境，艱難度日，心身受到嚴重傷害。面對殘酷的現實和遭受的種種挫折，尚達同志沒有屈服。相反，他針對“文革”中的錯誤，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和鬥爭。他堅持真理、恪守原則，實事求是、光明磊落，表現了一名黨培育多年的白衣戰士和民革黨員，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永不動搖。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黨為他平反昭雪，恢復了他的政治生命和工資待遇，他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自己所鍾愛的醫學事業當中。他把時間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都寶貴，儘管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但他從不服老，天天都是門診——病房——病房——門診來回巡查，他為了爭分奪秒搶奪失去的光陰，眼神不好用放大鏡，度數不夠了再調換高倍數的，盡最大努力給患者及家屬帶去福音。

1978年初，上級指示大同民革恢復組織活動。他與常嗣明等民革同志接到通知後，懷着對民革組織深厚的感情，對民革工作滿腔的熱忱，在中共大同市委統戰部及有關部門的鼎力幫助下，撐着病弱的身子，遍訪鄉村、工礦、機關，訊速展開對在冊黨員的普查摸底。那些日子裏，他總以一種驚人的魄力，不知倦怠、忘記寢食，不停地四處奔波收集信息，並以最短的時間對大同民革原有的37名黨員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摸排，終將實際在冊人數和基本情況查訪清楚。此後的幾年間，由於他們的不懈努力，大同民革黨員人數又有了明顯的回升。

在參政議政，撰寫提案，搞文史資料工作方面，他歷來是仗義執言、坦誠己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每年政協會前、會後，他圍繞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深入調研，會上獻計獻策，為建設第二故鄉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儘管離組織上的要求還相差甚遠，但在他的心中已真切地感受到了辛勞所換取的歡快。

1980年5月起尚達同志擔任民革山西省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民革大同市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委，六屆顧問等職。1980年12月起他又被選為大同市政協第六、七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及兩屆委員會提案、文史、祖國統一工作專委會委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