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岡起義

1926年5月，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員會為發動羣眾配合和迎接北伐軍，派遣了一批共產黨員回到原籍開展工作。8月，共產黨員龍超清以國民黨特派員的身份回到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寧岡，發動一些積極分子加入共產黨，成立了中共寧岡縣支部，龍超清任書記。

當時在寧岡境內活動着一支由貧苦農民組成的綠林武裝——馬刀隊。其領導人袁文才就是在反動軍隊殺害他母親後“逼上梁山”的。該隊經過中共寧岡縣支部的大量工作後，改編為合法的寧岡縣保衞團，袁任團長。保衞團成立後，袁文才在中共寧岡縣支部的教育下，思想很快發生轉變，願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起義。10月，北伐軍向江西進軍，北洋軍閥急調各地兵力固守南昌。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共寧岡支部趁寧岡城防空虛之際發動了寧岡起義。龍超清等領導人率1000餘名農民奔向縣城和袁文才率領的保衞團六七十人一起，搗毀了縣政府，逮捕了縣長沈清源和一些反動官吏、土豪劣紳。

次日清晨，寧岡縣召開規模空前的民眾大會，宣佈成立由龍超清為主席的寧岡縣人民委員會，號召全縣人民行動起來，開展“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鬥爭。寧岡保衞團改編為農民自衞軍，袁文才任總指揮。同時，還成立了縣工會、農會和婦女協會等羣眾組織。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在寧岡開展起來了。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月，根據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以龍超清為書記的中共寧岡縣委。

同年春夏之交，國民黨主要當權者背叛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殘酷地鎮壓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羣眾。寧岡逃亡各地的土豪劣紳也紛紛捲土重來。在白色恐怖下，龍超清、袁文才等率領革命武裝繼續堅持鬥爭。7月26日，他們根據中共吉安縣委的指示，奔襲永新縣城，解救了被反動派扣壓的50餘名共產黨員和數百名羣眾。10月，龍超清、袁文才等率領寧岡農民自衞軍加入了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

從此，這支部隊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的偉大斗爭。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羣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⑴，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⑵，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衞隊⑶保衞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户團⑷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麼人在軍事方面主張採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則諡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湘贛邊界的工作。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衞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羣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羣眾的遊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⑸。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為師委（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佔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衞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羣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⑹和羣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瞭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羣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鬥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羣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里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斗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復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範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 ^[1]  。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失敗。

失敗主要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羣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瞭解作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