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筌

列傳1-91 ^[7] 

明道洪德顯謨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李氏名祘，莊獻世子第二子。1752年壬申（朝鮮英祖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昌慶宮景春殿。1759年己卯（英祖三十五年）冊封王世孫。“壬午禍變”兩

朝鮮正祖

年之後，1764年甲申（英祖四十年）二月二十日，英祖命李祘承孝章世子之嗣，次年命王世孫代理政務。1776年丙申三月十日即位於西內慶熙宮之崇政門。

中國元代編撰的《宋史》篇幅大，成書時間短促，問題很多。修成以後，對它的批評甚多。例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二三、二四中就用大量事實指出《宋史》內容的“繁蕪”，論述的“是非失當”，史實的“錯謬”等等。因為《宋史》問題多，從明代以來就有許多人着手重修宋史，成書的就有明代王沫的《宋史質》一百卷，柯維騏《宋史新編》二百卷，王維儉《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錢士升《南宋書》六十卷，清代陳黃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未刊，稿本已佚）。 ^[1] 

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李朝正祖李祘主持編撰一部一百四十八卷的《宋史筌》。他之所以編撰此書，其深層的原因是基於朝鮮時期已普遍形成的對宋代思想文化的民族認同心理。正祖曰：“國家治教政法，忠厚寬仁，列聖相承，化理郅隆，綏猷垂謨，至善盡美，重熙累洽，悠久無疆，有非歷古之所能克媲。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與夫儒術之賅性理，士習之重名節，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則宜急所徵；苟欲徵也，則莫於史。”而“自遷《記》固《書》，代各有史，獨宋史之纂於元臣阿魯圖脱脱者，潦率無據，體裁則乖謬，輯敍則氄雜”。遂“積數十年，經數十臣，再三確例”，撰為此書。

其實，還有一項重要的原因，正祖李祘沒有明説。那就是明朝滅亡，朝鮮王朝認為中華正統隨之在中華大地消亡，於是，朝鮮王朝努力表現其為中華正統的繼承者，“獨持天下正，宗周幸魯中。”尊周思想應運而生，尊周即是尊明，尊明即是尊華。他們想通過編修這樣一部史書來達到繼承中華正統的目的。

這部由朝鮮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的《宋史》，將宋、遼、金三史合一，以宋為正統，歷時20餘年，於1791年成書，共148卷。由外國學者重修《宋史》，這在古代學術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其實，正祖李祘雖然對元朝編修的《宋史》嚴厲批評，但這部《宋史筌》主要還是摘編元朝《宋史》而成。這主要是因為朝鮮王朝遠在域外，史料收集不易。且時過境遷，史料湮沒，更是難以搜求。

之所以取名《宋史筌》正祖解釋：“筌，所以漉水取魚也。”因為《宋史》龐雜，正祖即刪其繁蕪，削其體例，重新編訂，以改訂元修《宋史》之誤。此書凡十易其稿，刊去者甚多，所剩無幾，“恰如魚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可見正祖十分認真，他自己編刪之後，又特令直提學沈念祖修訂，再耗時四年方得卒稿。可見此書歷時甚長。此書正式完稿在正祖四年1780，但當時並未刊行。初刊於正祖十五1791，凡本紀八卷，志四十七卷，世家二卷，列傳九十一卷，加上《目錄》、《義例》各一卷，共計一百五十卷，六十一冊。貫串全書的主要原則，就是朝鮮一向奉為圭臬的春秋義理觀，和編史書所奉行的春秋筆法。其所提十數條義例，對元脱脱修《宋史》體例逐條駁斥。 ^[2] 

以文苑傳為例，《宋史筌·文苑傳》較之《宋史·文苑傳》，有不少調整。閣臣除了將原屬《儒林傳》的高弁、劉顏、李覯、王回、楊萬里、何涉、鄭樵、徐夢莘、程大昌、王應麟、胡旦等人列入《文苑傳》之外，還列入了其他列傳中的王禹偁、胥偃、陸游、沈括、李燾、楊億、劉筠等人，而將和峴、楊傑、劉詵、趙蕃改入《儒林傳》。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閣臣對《文苑傳》中人物所作的重新編排。《御定宋史筌義例》曰：“宋之道學，至周程張朱始大明；文章至歐蘇王曾始丕變。蓋國初文體猶襲五代之對偶聲律，其變以為古文，實自柳開、穆修輩倡之也，宜有以表章，而舊史（指《宋史》）之序列無類，去就未當。故今自柳開至陸游，編之於首，以別古文之源流；自樂史至王應麟，以著述為次；自楊億至汪藻，以制詞為次；自李度至朱敦儒，以詩次之；自高至張即之，以翰藝次之；自徐鉉至刁衎，以南唐人次之；自許洞至夏侯嘉正，皆有才無命者也。”

從這個編排的次序和細目的劃分，可以看出如下幾點：

第一，重視古文的創作，較準確地描述了古文發展的歷史，並在突出歐蘇王曾等人古文創作地位的同時，列入了許多往往易於被人忽略或一般看來並不以古文名世的作家（如尹源、蘇舜元、李覯、王回、王禹偁、黃庭堅、秦觀、張耒、唐庚、楊萬里、陸游、程俱等）。

第二，將許多史學家列入《文苑傳》，且地位僅次於古文。可見其“文”的觀念較為寬泛。

第三，推重宋四六文的創作。朝鮮時期，出於科舉和實際政治、社會生活的需要，士人往往都比較重視對四六文的學習。這裏閣臣首列楊億、劉筠、宋白等人，以熊克、汪藻結束，從而可更進一步看出，在四六文的創作上，東人是比較偏於對偶切當、用事工穩一派的。

第四，在《文苑傳》的最後，列許洞、孫唐卿、倪濤、夏侯嘉正等人，稱其為“有才無命”，雖似分類標準不一，然由此卻又表現出閣臣對文學創作與士人遭際、社會背景關係的注意，與朝鮮時期“詩能窮人”的討論正可相參。總之，這些看法，應當説都代表了朝鮮士人對宋代文學的普遍認識，值得重視。 ^[3] 

比較流行的版本是高麗尊賢閣編奎章閣藏本《御定宋史筌一百四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