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高等學堂

辦學概況1902年，敬敷書院改為安徽大學堂。當時巡撫王之春認為，城內的"求是學堂房屋較敬敷書院為寬，且同一培植人才，（兩校）歸併辦理易於措手"，於是將安徽大學堂遷至城內鷺鷥橋與求是學堂合併辦學。安徽大學堂是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學，安徽省布政使、按察使親自擔任學堂總辦（校長）。安徽大學堂的學生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在全省招收新生，"飭各屬州縣選生申送，縣各二名，合共百人為住堂正額生"；二是"以原求是學堂肄業者充之，作為師範生"；三是令原敬敷書院學生"以及舉人孝廉生童等人均改入該堂附課"，為此設附課生（旁聽生）120名。1903年，劉葆良擔任安徽大學堂總辦，著名經學大師姚永概擔任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大學堂開設的課程有英文、國文、東文（日文）、倫理、輿地、中外政治、中外歷史以及經學大義、羣經源流等等。這一年朝廷頒佈了《奏定高等學堂單程》，規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設高等學堂一所，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而大學堂只能"先就京師設立以為之倡，俟將來各學大興，即擇繁盛重要省份增設"。根據這個章程，1904年，安徽大學堂改為安徽高等學堂。1905年初，安徽高等學堂由鷺鷥橋遷往同安嶺老敬敷書院舊址新建成的校舍，並將學額擴大到240名，實際招生300名。根據《奏定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的新生須從中學畢業生中考選，但當時中學也才開辦不久，無畢業生可招，只好"甄留在大學堂肄業各生及考選中國經史文學具有根底者入堂"。這一年，總辦劉葆良辭職，總教習姚永概奉巡撫之命赴上海面請近代著名啓蒙思想家、教育家嚴復擔任安徽高等學堂總辦（後稱監督）。1906年3月15日來得來安慶就職。來得針對安徽高等學堂當時管理混亂、學風散漫等弊端，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教學與管理整頓。經過嚴格的考試，淘汰濫竽充數的教員（包括日籍教員數人），聘用合格的教員，加強外語教學。將所有的學生重新考試分科，對程度過差的學生另行開班補習中學課程。鑑於當時安徽無師範學堂而省內各中學又急需教師，嚴復在學生中"擇其年齡較長或程度較深者"，編成師範速成班，給他們集中開設中學課程和教育學等師範專業課程，一年後畢業輸送到省內各府縣中學堂任教。將餘下的學生編成五個高等預科班。1907年招預科新生170人，在新生中挑選學生再編一個師範班，其餘學生編成四個預科班。至此，安徽高等學堂辦學逐漸步入正軌，1907年在校生10個班284人。據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學部官報》載，1907年安徽高等學堂有管理職員9人，專職教員15人，兼職教員3人。學堂設監督（校長）、監學、總教習、齋務長、庶務長、掌書、檢察、監膳、會計、雜務等。開設課程有中外國文、經學倫理、中外歷史、中外國輿地、英文、數學、心理學、生理學、論理、天文地文地質、物理、化學、動植物學、法律、兵制、動靜力學、理財學等；並説安徽高等學堂"自嚴監督到堂後始專力注重英文算學，查上年考試卷，英文算學成績欠佳而經學倫理歷史地理則成績均良，足見教員大半得人，校地大略合用，但天井小空氣不足，經費尚不絀，管理員教員中尚有可省者"。當時學堂經費歲入61675兩（白銀），支出56460兩，略有寬餘。然而嚴復的整頓觸及到官紳們的私利，受到舊勢力的排擠，1907年6月8日，嚴復遺憾地離開了安慶，辭去了高等學堂監督之職。年事已高的老翰林洪思亮稱生繼任監督。1908年學堂開始招本科新生。因各地申送來的中學畢業生程度參差不齊，達不上本科教學要求，學校與省提學使（省教育行政主管）商定開辦新生本科補習班。1909年高等學堂的本科班才開辦起來，經過嚴格篩選，進入本科班的正式學生僅12人。當時本科班的課程按照《奏定高等學堂章程》第一類學科，即為預備進入經學、政法學、文學、商學諸科大學學習者開設，預科課程按當時中學的四五年級程度開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高等學堂暫停辦。從1902年至1911年，安徽大學堂、高等學堂共培養師範畢業生兩個班104人，預科畢業生前後五屆近300人，本科班12名學生和未畢業的部分預科生辛亥革命後轉入京師大學堂學習。皖籍教育名人王星拱、高語罕、高一涵、鬍子穆、趙倫士、陳我魯、曹鏡清等均畢業於安徽高等學堂。

1906年3月15日，嚴復接受安徽巡撫的再三聘請，來到安慶就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雖然嚴復當時在國內知識界已負有盛譽而安徽巡撫對他也禮遇有加，但未到安慶之前，嚴復就收到了匿名信，恐嚇他不要前往安徽高等學堂就職。當時的安徽高等學堂，"大紳士則謀監督，小紳士則謀管理雜差"，學堂人浮於事，管理混亂，學風散漫。針對此嚴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主要做法是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和不能勝任教職的教員，二是裁減過多的管理人員，三是嚴格教學管理，整頓教風學風，四是教學上根據安徽當時教育發展的迫切要求，注重外語和師範教育。他首先對全體學生進行摸底考試，根據成績將學生重新分科（由本科降為預科），給他們補習中學課程，將程度太差的30多名學生淘汰出校。即使是即將畢業的學生，不及格也毫不留情地預以留級；其次就教學問題找教員分別談話，"問各人對各該科的教授法怎樣，回答得滿意，便下聘書，若是不滿意，就不下聘書。幾個所謂的東洋教習不肯見機而作預先逃走，經過嚴氏一番過問，都得了不及格的評語，嚴氏當着他們的面，板着面孔勸他們回日本"。教學上也一改過去散漫的習氣，嚴復的助手監學周鼎觀規定"上英文課一句中國話也不準説，誰（學生）説中國話就馬上被罰"。經過一番整頓，學堂面貌大變，教學與管理走上了正軌。嚴復寫信曾欣慰地説："來皖卒卒無一隙之睱，高等學堂大考，退者至州餘人，全城震悚，語吾手辣。然經此一番淘汰，學生知功課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無所用人情勢力。此堂是後可望必成矣"。但嚴復的整頓，觸犯了地方官吏紳士們的私利，也得罪了有各種勢力背景的教員們，"舒服慣了的先生們，怎能吃得了這種苦頭，地方紳士們首先鼓動要畢業生的學生，以反對周監學為名，提出驅逐嚴蠻子，打倒周舅子，風潮就這樣起來了"。嚴復後來分析説，"高等學校之有風潮，實因官界與我挾妒反對，而紳界則以學堂為利藪，各思分肥。學生一因1905年沙汰過多，二因求請畢業不遂，三因夏考在即，恐覆被沙汰。周鼎觀平時辦事得罪多人。當時之事原可勸阻即定，而提學司故縱之。官界惟一撫台、紳界惟一姚叔節一人（支持我），餘非反對即系隨風，故吾斷無更留（安慶）之理"。

1907年6月8日，嚴復被迫離開了安慶，他感慨地説："嗟嗟！學堂本教育之地，而小人視利藪，學生劣者不可沙汰，沙汰即起風潮，此後學界尚可問乎？"

嚴復辭職後，高等學堂又漸漸回到老樣子，"只聽到朗誦中文之聲，不再聽到朗誦英文之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