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漢密爾頓

加盟牛津大學之前，安德魯·漢密爾頓是美國耶魯大學本傑明·斯里曼化學教授（Benjamin Silliman Professor of Chemistry）和分子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教授。 2004年10月至2008年10月1日，他是耶魯大學的教務長（Provost）。

2008年6月3日，正式提名為牛津大學校長。2008年6月16日，成為約翰·胡德博士（Dr John Hood，前任牛津大學校長）的繼任。2009年10月1日，正式成為牛津大學校長。

漢密爾頓主要研究領域是porphyrin，生物超大分子，生物無機化學，臨牀醫用無機化學和化學生物學。 ^[1] 

安德魯·漢密爾頓在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學習化學（BSc chemistry）。然後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Master），又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PhD）。 ^[1] 

“我們鼓勵學生提出質疑”

《國際先驅導報》：牛津大學是英語國家的大學鼻祖，您認為是什麼樣的牛津精神指引着牛津大學長盛不衰？

安德魯·漢密爾頓：是的，正如你所説，牛津大學是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高校，我們自己甚至都無從考證建校的具體日期。説到牛津精神，我認為牛津精神中包涵了一所頂級大學所需要的精神。如果讓我總結一下，我覺得可能有兩點：在教學和科研方面追求卓越；同時鼓勵自由向上和勇於挑戰的精神。

在教學方面，我們堅持導師制，擁有很好的科研環境，為學生提供了儘可能優秀的教學環境，這些都是牛津引以為豪的地方，也是牛津精神的精髓。

牛津大學還是一所開放的高校，在這裏任何問題都可以進行討論，不管是學術上的，還是行政方面的。導師制的延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學生可以與導師面對面就任何問題交換意見，我們鼓勵學生提出質疑。

因此，在我看來，精益求精和自由開放的討論，是牛津精神的兩個重要方面。

Q：“學院制”是現代大學普遍實行的一種內部管理制度，但如何劃分學院，各國做法不同。中國高校普遍按照專業類別劃分院系，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學院制”不同與此，是按學生住所、教學住所和以學科方向為依據劃分的。您能談談牛津大學的“學院制”有哪些特點嗎？

A：學院制在牛津大學已經擁有800多年曆史了，是牛津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有38所學院，每所學院的人數從500到700人不等。其中，30所是混合學院，這些學院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7所學院僅招收研究生；還有1所學院沒有學生，只接收訪問學者。

我認為，學院制具有很多好處。首先，這些學院就像不同的社區在牛津大學的大環境下提供了一個教學和社交的小環境，讓新生更容易融入其中。其次，學院制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實現了學科交叉和多元性。我們的學院不是按照專業領域劃分的，我們沒有物理學院、化學學院，相反，每個學院都擁有較為廣泛的學科組成。這一點很重要。一個來到牛津學物理的學生都會發現，和他在同一學院居住和學習的同學，專業可能是哲學、法語、工程或者其他學科。這為學生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瞭解和熟悉其他很多不同學科的觀點及思維方法。同一學院的學生們有機會在每天的早餐、午餐和正餐中認識彼此，從各自專業的角度討論問題。

Q：中國的高校幾乎都是按照專業學科劃分的學院。您認為哪種組織結構更好？

A：我不會簡單地判定孰優孰劣，因為每一座高校所選擇的組織結構都是其獨特歷史的反映。在牛津，我們相信我們所選擇的結構是最適合牛津大學的，也是最好的。在擁有學院制的同時，也有系別的劃分，學生和教職員工與這兩者都有聯繫。

Q：至今牛津大學堅持的昂貴“導師制”，目前都面臨哪些主要困難？

A：是的，“導師制”是昂貴，現在是這樣，一直以來都是。我很確定，經濟因素是“導師制”將面對的最大的坎兒。

我們估算過，雖然每個學科差異較大，比如醫學和自然科學可能會更貴，但平均下來，一名牛津大學的本科學生每學年導師制需要花費1.7萬鎊左右。目前，英國政府給每個學生提供5000鎊補助，學費中用於支付導師制為3000鎊，因此還有很大的差額。學校不得不從其他途徑尋找贊助和補貼，這對我們堅持導師制而言相當困難。經濟因素之前就是一大挑戰，而英國政府削減開支後，挑戰仍將繼續。

學術成果的評判標準絕不唯一

Q：您既是牛津大學校長，也是一位化學家。在您看來，牛津大學的科研環境是怎樣的？

A：非常好！牛津大學擁有傑出的科學院系，在自然科學領域和醫學領域都作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貢獻，對此我們非常引以為豪。我個人也很高興在擔任校長的同時，也承擔化學系教授的工作。在最近一次的英國高等教育學術評估中，牛津大學在科研排行中首屈一指。在科研和生物醫學方面，我們是一所非常有實力、有活力的重要機構。

Q：中國高校往往依據論文數量來評定教師和學生的科研水平。對此，您怎麼看？牛津大學有怎樣的評判標準？

A：我覺得，在評價學術研究和學術成果時，絕不能只有某一種判斷標準。牛津大學在判斷科研成果時，會衡量很多不同因素。發表論文的數量是衡量標準之一，但我們還會評判論文內容的重要性，在同一領域進行橫向比較。在競爭相對激烈的領域，是否具有吸引和留住科研基金能力，也是我們關注的一個方面。此外，我們還關注科研的創新性和創造力。牛津大學的評判標準是多元化的。

Q：我們知道，牛津大學的Isis中心主要承擔了科研成果轉化的重要職能。您能否具體談談牛津大學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經驗？

A：是的，你對我們的情況很瞭解。我們很自豪創辦了Isis創新有限公司，它在轉化牛津大學的科研成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88年創辦的Isis創新有限公司是牛津大學全資控股的技術轉移公司)

牛津這座城市在英國經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過去是，現在也是。而牛津大學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覷。Isis主要是發現和完善牛津大學的科研成果，發掘其中對社會有益的部分，並通過多種不同形式將其進行技術轉移和轉化。他們協助牛津大學的科研人員將其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商業化，包含專利申請，許可授權，衍生公司等。在過去幾年間，Isis平均每幾周就組建一個衍生公司。我們非常自豪，Isis已經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很多成功的衍生公司。科研成果轉化在今後仍將是我們非常重視的工作。

Q：您即將啓程訪問中國，期間將參加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有什麼想對中國學子説的？

A：我非常期待這次的中國之行，此行有多個目的。最重要的是，我將和很多世界著名高校的同仁一起參加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能夠收到邀請，我倍感榮幸。

牛津大學與中國在過去400多年間一直有很深的淵源，這種聯繫今天已經拓展到語言、文化、經濟、健康等諸多領域。早在17世紀時，牛津還找不到一個懂中文的人，但現在，我要很高興地説，有近750名中國學生在牛津大學學習。牛津大學的中國中心在不斷壯大，在中國問題研究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牛津大學出版社也在英文教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此行還將去香港出席牛津大學出版社在港運營50週年紀念活動。

另外，牛津大學將設立一個促進中英學生交流的新項目，資助更多中國學生到牛津求學，也推動牛津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一項目名為“利豐獎學金”，由香港馮經綸慈善基金資助，將每年資助一些中國學生到牛津大學進行學習和研究，並推動牛津大學的學生到中國學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