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福熙

孫福熙(1898.9—1962.6)，字春苔，筆名丁一、春苔、壽明齋，浙江紹興人。1915年畢業於浙江省省立第五師範，在縣立敬敷學校、師範附小任教，1919年，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在館長李大釗領導下勤奮工作，文史哲各系選課旁聽，並與其兄孫伏園一起，結識魯迅和許多進步的教授，曾參加“五四”運動。次年由蔡元培校長介紹，赴法國工讀，先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秘書，後入法國國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開始寫作散文。1925年回國，在魯迅幫助下，散文集《山野掇拾》由開明書店出版。歸國後，先後出版散文集《歸航》、《大西洋之濱》、小説集《春城》等。1928年，到杭州任國立西湖藝術學院教授。主編《藝風》雜誌。1930年，再去法國攻讀，在巴黎大學選聽文學和藝術理論講座。1931年歸國，續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34年至1937年，先後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等地舉辦全國性美展——藝風展覽會。

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先後到武漢、衡山、紹興、昆明等地分展抗日美術作品。與李寄僧等人創辦紹興孑民美育院，主編《旅行》雜誌。1938年後，歷任紹興稽山中學教師、校長，昆明友仁難童學校校長，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國文及法文教員併兼教務主任，浙江大學文學院、中山大學教授等。建國後，任上海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研究會主席。1951年，參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次年加入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1951年至1962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級編輯、北京編譯社高級編輯等。

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工畫菊花，花多葉少，別具風格。 ^[1] 

23至26年，先後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等地舉辦全國性美展——藝風展覽會。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創作抗日美術作品。先後到武漢、衡山、紹興、昆明等地展出。27年返紹興，任稽山中學教師並代理校長，發起創辦紹興孑民美育院。28年，去昆明任友仁難童學校校長，兼任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國文及法文教員，併兼教務主任。29年，與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合編《呈貢縣誌》和《旅行》雜誌。35年到上海，以賣畫為生，並編輯《華僑通訊》。37年，任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並在杭州高級中學及國立藝專兼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上海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研究會主席，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1年參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調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次年，加入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1954年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後任北京編譯社編譯。其著作還有散文集《三湖遊記》，特寫集《早看西北》，譯作《越南民間故事》，工藝美術專著《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建築風格和裝飾藝術》及《孫福熙畫集》等。

《山野掇拾》是孫福熙留學法國期間寫成的，也是孫福熙的第一本書。全書共82篇，以遊記的形式記錄了作者在1922年暑假期間，從里昂到Savoie鄉村去畫山野時的種種見聞。法國山村的美景，淳樸善良的鄉民，異國的風俗，短短二十餘天的山村生活，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我本沒有將山野掇拾發表的意思；但聞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於是起了藉驛使聊贈一枝之意，想與故人共賞之。然而我失敗了。我本想盡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 書中配有孫福熙先生自畫的四幅精美插圖，封面也是他自己設計的，畫面由各種綠色組成，由淺及深，並用灰色的邊框襯托着，畫的上端有孫福熙毛筆手書的“山野掇拾”，畫的下方是孫福熙毛筆簽名。這本書1925年2月由新潮社出版，列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

這本書的出版曾得到魯迅的大力幫助。《魯迅日記》1923年8月12日寫道：“夜校訂《山野掇拾》一過”，翌日又“夜校訂《山野掇拾》畢”，8月14日即“上午寄伏園信並還《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箋”。1924年1月書還未印行，魯迅又預定了五部，準備贈送友人。

在送給魯迅的書中，書上的題詞長且極富感情的，孫福熙先生是一個了。從192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1927年出版的《北京乎》，其間的每一部作品都送給魯迅，並鄭重題詞。可是1929年以後，他即從魯迅生活中消失了。這一年3月20日魯迅在日記中記下“夜……伏園、春台來”，以後就不再見到春台先生字樣了，無論日記，還是書信。

魯迅藏書中有兩部《山野掇拾》，一部為孫福熙所贈，副頁上有墨筆題字，另一部用白宣紙包着書皮，兩部都是毛邊，均未裁開，都是新潮社的初版本。

孫福熙與魯迅的關係是很友善的。魯迅在《兩地書》中曾很憤慨於他身邊的一些文學青年。説“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卻是暴君，偵探，小人。”因為他們偵探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而且傳播流言。魯迅點了五個人的名，其中沒有孫先生。魯迅也欣賞孫先生的畫才與創作，曾請孫福熙為初版的散文集《野草》，譯文集《小約翰》設計了封面。據《魯迅日記》統計，二人的通信有數十封，其中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三十封，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這些信件均已散佚，內容無從知道了。 大概是從1927年的下半年開始，他們二人之間逐漸產生了隔膜。儘管這一年他們的交往仍很多，僅《魯迅日記》記載就有三十三處，這一年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二封，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十六封。但魯迅對孫福熙的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不理解，魯迅在這一年的7月28日寫給川島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峯和春台之戰，究竟是如何的內情，我至今還不了然；即伏園與北新之關係，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間，當尚有一層中間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於如此。我以為這很可惜，然而已經無可補救了。至於春台之出而為叭兒輩效力，我也覺得不太好，何至於有深仇重怨到這樣呢？”這一年的12月3日魯迅記到“收春台所贈《貢獻》一束”。

是孫氏兄弟所辦的國民黨改組派刊物。魯迅對它很不滿意，在收到刊物的六天後，魯迅在寫給川島的信中這樣寫到：“伏園則在辦一種週刊，曰《貢獻》?實在客氣之至?”。後來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又提到“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説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6月24日《魯迅日記》出現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這樣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的字樣。這一年日記提到春台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魯迅將剛出版的，由孫福熙設計封面的《小約翰》寄給他，另外兩次是記錄收到了孫福熙的來信，但未見有回信的記錄。 1929年3月20日以後，孫福熙便從魯迅的生活中消失了。

10月19日魯迅逝世，10月22日孫福熙與由定縣匆匆趕來的孫伏園一起到魯迅在北平的寓所拜奠先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中曾描述“魯迅先生的客廳裏原來掛着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這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清茶煙捲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悽然的致了敬禮，周太太陪我們到上房見老太太，先看見魯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舊，只是從此不會再有它的主人騎在上面”。睹物思人，我想，此時孫福熙的心情一定會是很複雜的吧？尤其是，當他抬眼望見“老虎尾巴”的西壁上還懸掛着他當年贈給魯迅先生的插圖畫《山野掇拾》，畫上的題字依然那麼清晰：豫材先生教正——學生孫福熙

《歸航》

《山野掇拾》(散文集)1925年，開明出版社

《大西洋之濱》(散文集)1925年，北新出版社

《歸航》(散文集)1926年，開明出版社

《北京乎》(散文集)1927年，開明出版社

《三湖遊記》(散文集)與曾仲鳴、孫伏園合著，1927年，開明出版社

《春城》(長篇散文)1927年，開明出版社

《早看西北》(散文集)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