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治芳

孫治芳早年進入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在早期共產黨員、學校教師張效良（張志和）的影響及介紹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建立無錫市第一個黨支部，擔任黨支部書記。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調上海滬西工人聯合會任宣傳員，同年10月赴蘇聯學習，與王明、博古等人一道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莫斯科東方大學擔任翻譯，1928年調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原中山大學）任經治經濟學翻譯。 ^[1] 

1927年底，在蘇聯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不同程度地捲入了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的聯共（布）黨內鬥爭。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託派免職，新任校長米夫（後任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與中國留學生王明、康生等人配合，在留蘇學生共產黨員中進行“清黨”，形成宗派集團，譏稱“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打擊和排擠不同意見的留蘇學生。曾在國內擔任過高級職務的留蘇學生李俠公、羅漢（原國民革命軍第4軍黨代表）及蔣經國、孫冶芳等人看不貫米夫、王明一夥“戴帽子、打棍子”的作風和人品，並與之進行激烈的鬥爭，被米夫、王明一夥指認為“託派嫌疑分子”。結果，李俠公被排擠由東方大學、列寧學院，最後調到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在軍政大學李俠公與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同學，常與周達文、孫冶芳等志趣相投的同學朋友相邀聚餐。

1928年初，孫冶芳當翻譯後，手頭較為寬裕，常在星期天與老同學老朋友們聚餐，在他的宿舍內燒中國菜吃。一天，孫冶芳邀約了董亦湘、俞秀松、胡世傑、左權、陳啓科等十多人共同會餐。此事被學生公社（學生會）的主席知道，便向中山大學支部局反映。支部局的一些負責人早就對董亦湘、孫冶芳等人心懷不滿，於是向中大校長米夫報告説“中大”有一個江折同鄉會的組織，為首的是董亦湘、俞秀松、周達文、孫冶芳。此事很快傳到共產國際東方部與聯共中央。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向忠發得知此事，不經調查，便到中大宣佈“江浙同鄉會”是反革命組織，參加人員要一律槍斃。孫冶芳等人向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代表團提出申訴，要求查明真相。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周恩來、瞿秋自等人蔘與了“江浙同鄉會反革命組織”事件的調查工作，經對質、核實，最後弄清了事實真相。聯共監委主席作出定論：“中大根本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組織，只是部份同學的感情結合，不過這種結合發展下去是對黨不利的”。聯共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王明、朱阿根等人認為孫冶芳的哥哥（薛明劍）是無錫的大資本家紗廠總管，李俠公的哥哥（李仲公）是國民黨中央書記長、國民政府高級官員，應該把他們作為“階級異已分子”。最後，孫冶芳揹着“最後的嚴重警告”包袱於1930年9月與李俠公等人一道被遣返回國。

孫冶芳、李俠公由蘇聯回國後，在上海等待中共中央分配工作。李俠公在上海因與書店糾紛被捕，經其兄李仲公保釋出獄，遂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又因國民黨政府通輯在案，匿居無錫孫冶芳家中從事教書，並潛心翻譯《政治經濟學叢書》。孫冶芳與留蘇同學惲雨棠在上海籌建人力車工會，後調任滬東區工會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任主席。1931年1月，王明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奪取了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的領導權，南京市委書記惲雨棠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犧牲，孫冶芳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經陳翰笙介紹，參與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編輯《中國農村》雜誌，從事左翼文化運動。

1932年，孫冶芳與李俠公一道赴日本，李俠公在東京商務印書館繼續從事《政治經濟學叢書》翻譯工作，以譯書為生。孫冶芳在東京遇上了留蘇同學吳先清、陳修良和沙文漢，並通過他們取得了與黨組織的聯繫。1936年，李俠公、孫冶芳回國，經孫冶芳介紹，李俠公與南京兵工子弟小學任教的青年教師姜曼薇結婚。姜曼薇，1913年生於湖北棗陽縣，1928年考入湖北省第二女中，1930年考取上海女子師範，1933年畢業後在上海道南小學、南京兵工子弟小學任教，與李俠公結婚後辭去教職，隨夫走南闖北，現為貴州省文史館員。1937年孫冶芳通過“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審查批准，恢復了組織關係。同年9月，經沙文漢、陳修良夫婦介紹，孫冶芳與陳修良的中學同學洪克平結婚。姜曼薇、洪克平、陳修良從同學朋友結為了戰友，保持着長遠的友誼。

抗戰軍興，國共合作，李俠公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少將設計委員、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陸軍大學中將政治部主任等職務。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為一名黨外民主人士，翻譯出版了羅忍伯爾格《政治經濟學史》。而孫冶芳恢復黨籍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皖南事變”後到新四軍軍部工作，歷任華中局黨校教育科長、西路地委宣傳部長、華東局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曾向劉少奇同志寫信建議加強黨員理論學習，得到劉少奇覆信讚許、。

建國後，孫冶芳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國務院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寫有《論價值》等著作。李俠公擔任政務院參事、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民政廳廳長等職。1960年1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蘇]盧森貝著·李俠公翻譯的《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文化大革命中，李俠公被奪權，遣送羊艾農場蹲“牛棚”。孫冶芳編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受到批判，在極“左”的年代，由於他敢於堅持真理，不唯書、不唯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並具有“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自己的觀點”的硬骨頭精神，被打成“張（聞天）、孫（冶芳）反黨聯盟”、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裏通外國”的特務，1968年4月5日被康生下令逮捕，投入秦城監獄，直到1975年4月10日釋放。孫冶芳出獄後曾説：“如果他當真講了康生和王明的關係，就沒有活着出牢門的可能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冶芳擔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李俠公擔任民革貴州省委主任委員、省政協副主席職務。孫冶芳、李俠公這倆位“幾經危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家、翻譯家，他們肝膽相照，相互呼應，在黨內外倡導和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學領域培養一批經濟理論研究人才，成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助推手，他們的作風和人品受到黨內外及經濟界人士的愛戴和尊敬。1983年孫冶芳經濟科學獎勵基金會設立以來，推出了李克強、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等新一代經濟學家，加快和推進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