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思邈評傳

《孫思邈評傳》共8章，前4章主要考證孫氏生年之謎，澄清歷史記載中的附會不經之説，論析儒、佛、道三家思想對孫氏的影響，推出孫思邈乃“‘職業屬醫，思想在道’的高逸之士”的結論。後4章擷舉孫思邈醫學思想之精華，縷析其對臨牀各科的貢獻。 ^[1]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孫思邈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2] 

孫思邈是一位深受儒佛道三教思想影響，在傳統醫學上發揮了承上啓下作用的歷史人物，思想構成複雜，學術貢獻廣泛。為了正確把握其思想脈絡和學術精華，該書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貫徹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具體表現為：一、從思想學術發展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徵入手，對孫氏的是非功過作歷史的客觀的分析，避免孤立的主觀的描述。如在辨析孫氏與《傷寒論》的關係時，該書舉證孫思邈避居山林野地，其時印刷術又未發達普及，所以在編纂《千金要方》時尚無緣得讀《傷寒論》。而《傷寒論》中麻黃湯、桂枝湯等見於《千金要方》，蓋因諸湯為當時臨牀廣泛使用的常見方，孫氏並非得自《傷寒論》。如此分析令人信服。二、行文始終不離兩部《千金方》，做到分析皆有據，論斷皆舉證，無旁鶩鑿空之論，少信口不實之辭。如探討儒佛道三教對孫氏思想和學術的影響，作者先從三教的歷史傳承、思想核心到時代動態，引導讀者的思維深入三教的思想奧區。然後歸納兩部《千金方》中有關三教思想的引述與發揮，指出其中道家最多，儒家居中，佛家最少。且發現涉及道家的內容都可辨識其學派的歸屬，而佛教之內容則大抵籠統，無法分析出何宗何派。因而論定孫氏的佛學造詣遠不及道學精湛，進而辨證地指出孫氏思想中三教影響的比重，以及三教道德標準對其醫學倫理學説即醫德的整體綜合影響。整個論述過程充滿歷史意識和求實精神。

該書雖以歷史人物為論述對象，但作者的思維和筆觸仍時時顧及與現實的聯繫，鮮明地突出了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如在關於孫思邈善於借鑑吸收外來醫學理論，妥善處理吸納與融合關係的論述後，因勢利導地提出現代從事中西醫結合研究的工作者如何學習孫氏成功經驗的問題；在歷述孫思邈作為藥王十分注意對新藥材的開發利用的事實後，及時啓發醫藥工作者在許多中藥品種已告絕跡的現代，要重視思考如何在藥材利用上推陳出新的問題。幹祖望先生身為老中醫，幾十年的從醫生涯和深厚的舊學修養，使其對孫氏的醫學思想及其現實意義的理解，達到了較高的境界，故吐而為文，往往切中時務，令讀者倍感親切。

研究歷史人物，其生平經歷的確考至為關鍵。該書卷首對孫思邈生年的考證，廣徵博引，顯系作者精心結撰之作。然細察起來，尚有可商榷之處。從史源學角度審視，盧照鄰《病梨樹賦序》是現存最早述及孫思邈年歲的史料，其次為成書於元和二年（807年）的《大唐新語》及唐末杜光庭的《仙傳拾遺》，《舊唐書·本傳》系綜合上述記載而成，生年之謎恰巧出在盧文。盧照鄰的賦序寫於癸西年，即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文中有“思邈自雲開皇辛酉生，至今年九十二矣”之語。隋開皇元年之説即由此而得。然隋文帝開皇間無辛酉年，説者遂指為辛丑（開皇元年）之誤。有學者另闢蹊徑，指出“開皇”即隋文帝楊堅，猶如呼“乾隆”即指清高宗弘曆。該書承其説，考得楊堅一生經歷兩個辛酉年：梁大同七年（541年）、隋仁壽元年（601年）。後者年代過遲，可不考慮。若以前者為生年，則孫氏92歲與盧照鄰會晤不在盧文所記癸酉年，而要提前40年至貞觀七年（633年），是年歲次癸巳。該書認為既然可懷疑盧文中開皇辛酉乃辛丑之誤，則更有理由認為癸酉為癸巳之誤。然而考盧文中尚有“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徵詣行在”之語，按之《通鑑》卷202所載：“咸亨四年四月高宗往九成宮，至十月乙巳還長安。”正印證盧文癸酉不誤。梁大同七年説在這一點上尚缺乏説服力。 ^[1] 

幹祖望（1912年—2015年），男，生於江蘇省金山縣張堰鎮（現屬上海市），中國中醫耳鼻喉科學家，中醫現代耳鼻喉學科奠基人之一，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擅治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疑難雜病，著有《中醫喉科學》《幹祖望醫話》《幹氏耳鼻咽喉科學》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