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宗彭

（一）孫宗彭教授的早期工作

孫宗彭於1895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小學畢業、因家道貧寒，只得去當學徒，他刻苦自學，並求教於鄰里親友，進步很快，後考取江蘇東吳大學附屬中學。1922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畢業後，曾任過中學生物學老師，因巧遇中國第一代生物學家秉志教授從美國回來任東南大學生物系主任（1920），錄用孫宗彭為助教，他潛心協助秉志教授工作，並開展科研工作。

20世紀20年代是國內軍閥混戰年代，從歐美留學回國的許多學者，抱着“科學救國”的理念，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科學社》，秉志和竺可楨、胡剛復等一大批早期回國的著名愛國學者都是中國科學社的第一代主要成員。他們很重視在國內培養年輕一代的科學工作者，孫宗彭成為秉志先生培養成名的學生之一 ^[1]  。孫宗彭教授在東南大學工作的第一篇論文是《小白鼠小腸內上皮因絕食和復食而發生的變化》，發表在中國生理雜誌的創刊號上，即第一卷，第一期，而且是第一篇（1927，P.1-6）。他的第二篇論文是《關於切除甲狀腺大鼠的腎上腺內腎上腺素的變化》，發表在中國科學社的刊物《科學》上。有人稱這兩篇文章是中國生理學發展史上的標誌性成果 ^[1]  。表明孫宗彭在秉志老師關懷下很快成長，朝向內分泌系統發展取得成效。

後來在秉志先生的推舉下，孫宗彭申請到美國洛氏基金（Rockfeller Foundation）留學美國（1926-1928），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東吳生理學哲學博士學位，曾被載入當時美國科學名人錄。孫宗彭曾獲落實基金會金質表墜小型紀念章（Fellow of Rockfeller Foundation），章元沛同學曾親眼目睹此物。後來，洛氏基金成為孫宗彭創辦浙江大學藥學系爭取國外資助的一條渠道 ^[2]  。

1929年孫宗彭教授曾任美國著名製藥公司施貴寶（Squibb & Sons, ER）的研究員，從事內分泌領域的研究工作，頗有成效，並結識了不少同行朋友，獲得他們的讚賞。這為孫宗彭日後回國創業，開展工作增添一個有利因素。在美學習工作期間，孫教授有一項極有意義的發明。他發明了從動物口腔進入（approach）切割取出腦下垂體的創新性技術，比前人從開顱割取垂體法要簡易方便，為後人廣泛所採用。當年在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勃克利分校（UC Berkeley）工作的著名華人生化學家李卓皓教授就採用這種技術。著名華人藥理學家張耀德當場見到李教授的示範試驗，認為非常精彩。但當時孫宗彭教授沒有意識到申請發明專利或撰文正式發表。不料此項發明被一位美國教授採用不正當手段，並不把孫教授列入作者而單獨發表 ^[3]  。後來孫教授談起此事也只淡淡一笑了之，“也不過就是一次，成人之美吧” ^[4]  。孫教授表現出為人的寬容大度，但這位美國教授從此欠下孫教授一筆人情債。

1933年底，孫宗彭教授回國，應聘於中央大學（原東南大學），任教授併兼生物系主任，從事內分泌研究工作；1936年底又應江蘇醫學院之聘。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他隨江蘇醫學院遷至四川北碚，後又接受內遷貴州的湘雅醫學院之聘。

（二）孫宗彭教授在浙江大學工作時的貢獻

在國難當頭的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以理智主義觀點，認識到重視教育是最基本國策，是主導和推動社會變革的生力軍 ^[5]  。可以在抗日救亡時期起到積極的作用。浙江大學西遷貴州後，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階段，人民生活處於最困苦時候。浙大竺可楨校長與理學院胡剛復院長均積極籌劃浙江大學的發展計劃。有藥學系、航空系和醫學院，1942年孫宗彭教授應聘於浙大理學院生物學系任教授。孫宗彭對醫藥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礎，順應時代發展和學校規劃，為人民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

一是，鑑於中國缺乏醫藥，尤其是高級藥學人才異常匱乏，孫宗彭教授萌發了在浙大理學院創辦藥學系的設想。這一設想得到竺校長和胡院長的大力支持，隨即向教育部申述在浙大理學院增設藥學系的理由和有利條件。這一建議很快被批准了，並於1944年招收了首屆新生。關於如何辦學，孫教授有獨到理念，這是他在浙大工作期間最重要的貢獻（詳見後述）。

二是，與此同時，孫宗彭教授積極參與浙江大學創辦醫學院的籌備工作，並曾暫時兼任生化、生理、藥理學三科的主任，兼授課任務，並物色、推薦有關教授來浙大醫學院任職授課（詳見後述）。這對初創時期的浙大醫學院起到很好的作用。醫學院早期幾個班的學生如陳宜張等，曾聽過他的授課，保留着深刻的好印象，特別敬仰他為人正直誠懇，至今懷念他。

三是，孫宗彭教授和王成發等人各自應用化學點滴法，發現在貴州等地區出產的刺梨（Rose hips）的果實中含有極豐富的Vit C，達到新鮮果約為2.5%，後來加拿大Tuba等人用生物鑑定法證實刺梨中的Vit C約為1.3%-3.5% ^[6]  ，以上事實均表明刺梨中的Vit C含量遠較其他任何已經分析的食物為高。刺梨是一種野薔薇（Rose roxurgii）果實，盛產於西南各省山崗、田畔及道旁。他們發現刺梨中有高含量Vit C，在艱苦抗戰期間，對於改善人民營養問題有所貢獻，殊屬不易 ^[7]  。

（三）孫宗彭教授創辦理學院藥學系的理念

孫教授創辦理學院藥學系有三個特點：

一是，確定以培養研究型的藥學人才為目標，制定學制為5年的教學計劃，充分吸取浙江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生物系和基礎醫學有關學科的特長，與藥學專業授課融合成一體的特色，為國內開創培養高級藥學科研人才。孫教授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期間所領悟到的辦學理念，就是要使學生能勝任各種科研工作，能開展多方面的藥學研究，以藥理作用機制、研發新藥為重點，並能承擔國家所需的科研任務。顯然，他的辦學理念在當時是頗有遠見的，而當時國內一般藥學院、系往往侷限於培養藥劑人才，顯然有很大差別。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辦學理念的遠見卓識（詳見五和附錄）。

二是，孫教授傾其全力，盡一切可能從國內外籌措經費，購置教學、科研儀器，使系內藥品試劑充沛、儀器基本齊備，並由大型冰箱可供實驗之需，這是當時國內藥學院校所少有的。孫教授之所以成功的秘訣是，由於他在美國工作時的成就，在醫藥界、有關院校有一定知名度。他向美國研究部門、國際朋友們、Rokfeller基金會等提出正義的呼籲，説明中國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中辦學，很需要國際友人的支援，先後收到國際紅十字會、匹茲堡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及朋友們先後寄來十幾批大小儀器設備 ^{[2]  [5]}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曾欠下孫教授一筆人情債的學者也積極捐贈了器材。這樣，使浙大藥學系在國家艱苦的條件下，能較系統開展藥學化學，藥理學以及製劑學，植物化學，生藥學等各項教學和科研工作，使學生在學習過程打下紮實的基礎，有自己選擇專業的機會，孫教授的功勞真是巨大的，所以，全系師生對他懷有極好的感激和思念之情。1949年春（解放前夕）尚有大量在美國已經辦妥採購手續的儀器和試劑，尚未運回國內。他十分焦急，直等到該年秋天，還始終不來，後經多方探詢，才知道這批貨物已經從美國港口啓運，由於獲悉上海已經解放，把貨物擱置在菲律賓。孫教授託人多方聯繫，直到1951年春追回已購器物，共有5-6大木箱，運回國內 ^[2]  。並由王秩福、朱明德、鬱嗣興、章元沛等人一起開箱、清點，使之能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發揮作用。孫教授的這一行動，使我們後輩深深感受到他創辦藥學系的艱苦創業精神，也充分體會到他那愛國之情。孫教授所以能在美國籌措這批資金和器材，完全歸功於他當年留學美國時與Rockfeller基金會的深厚情誼，以及在美工作期間所結交美方朋友們，大力支持他辦學理念。孫教授為人的優良品德，感動他們。今天我們也特別思念孫教授這種愛國辦學精神。

三是，在國內、國外聘請一流的專業授課教師 ^{[2]  [5]  [8]}  。當年最早聘請到的，有藥理學專業的張耀德教授（1906-1998），藥物化學、有機藥物合成的張其楷教授（1912-1995），生藥學的劉寶善教授（1896-1991），這是短期內藥學系完成的第一階段師資隊伍建設。張耀德教授畢業於齊魯大學醫學院，是我國老一輩藥理學家，1947年去美國NIH做研究，後成為NIH的終身研究員,但依然與系內師生保持良好的友誼交往。張其楷教授中央大學化學系畢業，德國Münster大學博士，是國內著名的藥物化學家，他講授的藥物化學課內容新穎、充實，講授構效關係特別引人入勝，真是精彩的教學。劉寶善教授東南大學畢業，留學英國，對植物分類和中藥學有特殊造詣。張其楷、劉寶善兩教授後來調至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1947年又從英國聘請顧學裘教授任藥劑學教授（1949年去浙江醫學院藥學系任教），1949年請到許植方教授講授植物化學。1951年又請到英國留學歸來的生藥學家樓之岑教授，他又精於藥劑學，講授了“高等藥劑學”，抗生素類藥物無菌製劑的製備和微生物學測定法等（後去北京大學藥學系）。他們都是專業的著名教授，院系調整前後進入新單位，開創新事業。

孫教授對於浙大醫學院的師資建設也起很大作用 ^{[2]  [9]}  ，如聘請到龔建章教授從英國回國講授寄生蟲學，俞德章教授任教生理學和藥理學，他們均為孫老師早年東南大學的優秀學生。浙大醫學院的建設對藥學系也很有幫助，如浙大醫學院（1951年）聘請到著名的國際微生物學權威 Zinsser氏的高足劉緯通教授從美國回國講授微生物；從美國著名的加州理工學院回國的沈善炯教授講授生物化學。這些老師均為藥學系學生們提供學習基礎醫學的極好良機。尤其是，生物化學是藥學系的重要課程，沈教授為大家講授了許多新近進展，啓開知識之窗，令大家興奮不已，迄今津津樂道。

上述的這些教授從歐美回國，雲集浙江大學，使藥學系達到原來制訂的化學、生物學、基礎醫學與專業學科相融合的教學目標。

孫教授能不拘一格聘用人才 ^{[2]  [8]}  。王秩福先生畢業於英士大學，學識豐富，1949年自願應聘為“植物化學”助教，1951年升任講師，講授“藥物分析”，深得學生愛戴，1952年隨着院系調整到上海醫學院。1960年前後成“植物化學”專家，系統撰寫這方面專著。

藥學系辦學理念是在浙大綜合大學辦學優越性基礎上實現的。浙大設有文、理、工、農、醫、法等學院，強調文理結合，重視文理科教育。全校學生的數、理、化、生等基礎課由理學院講授；理學院學生的必修文科基礎課程有語文、英文、第二外國語、中國通史等，使學生具有較好文、理基礎，與藥學系辦學理念充分協調，基礎性課程由文、理學院負責，而專業課程由藥學系發揮自己的優勢。

學校要求學生學習理論知識和掌握實驗技術，在藥學系每週約有5-6個下午是實驗課，有時還需要在星期日補上，實驗課除有助教或講師輔導學生獨立操作外，授課教授也大多親臨指導，還要求學生系統查閲有關畢業論文課題的文獻。這些方面充分體現了在綜合性大學辦藥學系的有利條件。學生可選修化學系、生物系或其他院系開設的有關課程，並可旁聽其他系的很多講座，接受新穎的科學理論。參加音樂文藝欣賞，發揮學生的各自興趣。

（四）孫教授辦學理念的師生情

孫教授為人大度，真誠，易與人相處；易與學生們交流，關愛學生，師生情誼十分密切，在系內充滿友情和親情。

浙大藥學系在貴州遵義創辦時生活條件十分困苦，師生們不畏艱難，都有艱苦自勵、勤奮好學，上下年級同學們友愛團結的風尚 ^{[2]  [10]}  。在系裏提倡“四互相”，即互相友愛，互相學習，互相團結，互相鼓勵，逐漸形成深厚情誼。浙大自貴州遷返杭州後，解放前系內學生約30餘人，我們自發組成系會，聯繫師生情誼，成為“全系一家”的和睦大家庭，師生積極配合參加校內活動。在系裏常有師生的共同活動，或開聯歡會，或外出郊遊活動，孫教授總是積極參與，融合師生的歡樂之中。

孫教授常在實際的學習、生活中，與學生講人生哲理。他培養學生很重視悟性教育，鼓勵學生自覺學習，深入領會和善於實踐 ^[5]  。他曾説，古代大思想家、科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生物學和論證科學饒有興趣，給學生授課不照書宣講。有一次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給學生們每人發一條魚，要學生自己解剖觀察後，寫出各自的記錄，瞭解學生的洞察能力，然後由他提出各人不足之處，幫助學生自我提高。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思想家，被馬克思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孫教授舉這個例子實際上是強調學生自學（Independent study）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會有新的發現和創新。實際上，他是把最根本思路和方法教給大家，這是孫教授要培養研究性人才的高招。孫教授曾鼓勵朱譜強參與全校英語演講比賽，朱得第一名，他在系聯歡會上常有英語小品表演，顯示其才能。

據劉文龍教授瞭解 ^[11]  ，孫教授本人在大學生時代也顯示出自己的活躍思路和很強的實驗觀察能力，孫教授本人偏愛於藥理學專業。他是一位悟性教育的好老師，曾指導過陳志康、章元沛和我等藥理學專業學生，使他們從中獲得很多啓發性教益。

孫教授愛生如子，當藥學系學生遇到各種困難時，能以不同的方式，恰當地協助解決。有一個很突出事例，反映出系內的師生親情和同學們互愛精神 ^[12]  。1952年春，我還是三年級時，因早晨貪睡，等待全校集體早操哨聲響時才緊急起牀，此時突然腹部劇烈疼痛，幸虧由同寢室同學緊急送到浙大附屬醫院。處在此緊急關頭，孫教授聞訊趕到醫院，毅然代表學生家長簽字，並擔保今後一切責任全由他負責，併力促院方趕快進行外科手術檢查。檢查發現胃穿孔，有嚴重腹膜炎，幸虧及時搶救，逃過一劫，院方又採用緊急措施，消炎排膿，轉危為安。術後，同學們輪流在病牀前值班約一週，渡過了難關。這充分體現了當時藥學系深厚的師生友情親情，同學互愛互助精神。我銘記此情此景一生，鼓勵着我在人生旅途中積極前進。（五）創辦研究型藥學系理念的成果

孫教授根據他自己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和在美大型製藥公司研究部門任職時期的領悟，在中國創辦研究型藥學系成為現實。藥學系創辦成功得益於當年浙大竺可楨校長治校方針和孫教授辦學理念的有機結合，歸納起來就是：文理結合，強調紮實而廣博的基礎知識，繼以專業學科的嚴格培訓，達到能適應社會多方面的需求。

從1944-1951年（1952年院系調整為止）共招收8屆學生。前5屆學生約30名，按5年制辦學授課，強調科研型培養模式。1949-1951年共3屆，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約招收60名學生，按4年制授課。1949年招收的學生，前3年在浙大完成學業，1952年夏院系調整後，只半年在上海醫學院學習，因國家急需，3年半亦可畢業，他們基本上是接受浙大藥學系教學理念培養。這6屆學生總計約40多人，他們大都有志於藥物化學和藥理學兩個專業，也有的對生藥學，藥劑學特別感興趣。在這些同學中，據初步調查，畢業後大部分分配在大學任教師，培養學生，約有19人，幾乎佔 50%；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8人，其他科研單位2人，擔任科研工作，取得不少成就；藥品鑑定和醫藥管理部門5人，有的成為藥品鑑定的專家，或是醫藥工業的科研人員。這些同學在國家建設崗位上，正處在“時代造英雄”的年代，當時國家正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有紮實的基礎課，知識面又較寬，有很強的適應能力，還能從事非藥學範圍的教學和科研工作者（如精細化工，遺傳基因研究）。在3-5年之後，他們成為所在工作單位的骨幹力量，能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貢獻現在大都事業有成，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員，高級工程師，高級藥師。其中因有特殊建樹而獲得各級政府獎勵者頗不乏其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的有3人，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人，省市勞動模範2人。有的同學還具有科研組織管理能力，擔任研究所所長，學院院長，研究分院院長等職務，是國家醫藥管理的宏觀專家。這幾批畢業生正趕上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好機遇，勇擔重擔，認真負責，取得好成績。這也正是孫教授以前瞻性辦學理念，創辦研究型藥學系，及時地為國家輸送人才，取得成功的標誌。

（六）孫宗彭教授在院系調整後的新工作崗位

孫教授從1944年至1949年任浙大藥學系系主任，以培養科研型藥學人才為宗旨，由他創辦的藥學系，事實證明他的辦學理念是成功的。新中國成立，孫教授不再承擔繁重的系務工作，退居二線。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進行大調整時，隨藥學系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後調至復旦大學生物系，與盧於道教授在系內共同建立人體與動物生理學專業，以神經生理解剖和內分泌學生理特色，成為當時國內生理專業最強的教研室 ^[7]  。孫教授及時編寫內分泌教學講義，並主持出版由Williams RH主編的內分泌學譯本（1963）。與此同時，孫教授大力倡導生理學應與藥理，生化，物理學等基礎學科相結合的辦學理念，促使生物系創辦了生物化學專業，生物物理專業，開全國之先河，具有非常積極意義。他指導進修生、研究生，進行腦垂體內分泌激素科學研究，發表生理學和內分泌論文10餘篇。

孫教授的業餘愛好是彈奏古琴樂曲 ^[11]  ，他在東南大學學生時代是“梅庵”琴派大師王賓魯的弟子，是這一個琴派的主要成員，頗有彈奏水平。當年在滬的學生10多人曾集體探望老師（1961）使他深感欣慰，還見到孫教授的古琴，談到上海文藝界還特地為此來採訪他 ^[12]  ，他特別高興，在家中招待大家，真猶如當年在浙大時師生相敍的歡樂情懷，並留影紀念。文革期間 ^[11]  ，孫宗彭教授受到了嚴重打擊，但非常堅持原則，充分顯示他的正直坦蕩的人品；因夫人張儒秀教授受到不應有的衝擊，而離開他，使孫宗彭教授的感情受極度打擊；1970年卧病不起，於1972年7月30日病逝於上海。我們後輩學生們深感痛惜，並深深地懷念他的可貴人品，他成功的辦學理念，為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朱譜強（教授級高工，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徐黼本（教授，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池志強（院士，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陳宜張（院士，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陳志康（教授，藥學系第二屆畢業生）金國章（院士，藥學系第四屆畢業生）章元沛（教授，藥學系第四屆畢業生）周元瑤（教授，藥學系第五屆畢業生）洪孟民（院士，藥學系第六屆畢業生）撰於2007年5月，浙江大學110週年校慶期間注：本文還有當年藥學系的學生周錫瑞、俞觀文、蔡永昆、洪琅提供素材；當年浙大生物系師生，後轉入復旦大學生物系的劉文龍和蔡南山兩位教授提供一些素材；又吸收在2007年5月20日參加母校浙江大學110週年校慶活動時，17位當年藥學系師生的座談會上發言意見（鄭葆分老師、朱譜強、池志強、張淑改、徐黻本、許殿英、蔡純懿、宋和壇、陳平、章元沛、金國章、錢定華、周元瑤、錢燧、周毓英、陳仲良、周嘉惠），並從網頁上摘引有關《中國科學性》文稿。最後，由金國章綜合成文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