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

季音，原名谷斯頤，谷季音，男，漢族，1923年生於浙江省上虞縣，1938年在《上虞報》任校對，1940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到國際新聞社金華通訊站任幹事。1941年被捕，囚於上饒集中營。1942年越獄後參加新四軍，1944年到1946年在新華社華中分社與蘇皖解放區《新華日報》任資料員、記者、編輯。

解放戰爭期間，隨第三野戰軍任戰地記者、新華支社副社長和兵團分社採編主任。

解放後在南京《新華日報》擔任特派記者、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後調到《人民日報》擔任編輯、記者、部主任等職。1956年被選為《人民日報》出席全國勞動模範與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的先進工作者。1955年採寫的介紹上海郊區蔬菜生產合作社的通訊，被毛澤東主席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加了編者按語。196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正確設計從哪裏來？》討論專欄中，發表了他四篇短文，受到毛主席批示、讚賞。

1978年當江蘇鄉鎮企業面臨“左”的壓力時，撰寫了介紹無錫鄉鎮企業的長篇通訊和社論。一篇支持鄉鎮企業的社論，受到中央領導同志表揚。1981年與一位同志合寫的通訊《開發荒山的大膽試驗》，被評為優秀通訊。解放前曾出版了反映蘇北解放戰爭的《南線散記》一書，解放後又先後出版了《第一槍》、《出擊》、《南線》、《轉戰中原》、《大江的浪花》（當代記者叢書之一）、《跳出死亡窟》等書。1985年到1988年任全國新聞高級專業職務資格評審委員會委員。1986年離休。 ^[5]  1987年經《人民日報》新聞高評委評定為高級記者。 ^[4] 

季音著有《出擊》、《南線》、《轉戰中原》（革命回憶錄）、《大江的浪花》等作品。

從1978年一直到2008年，農村的建設和改革一直是整個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上世紀80年代，季音在人民日報農村部工作，擔任副主任、主任，經歷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作為一個農業報道的老新聞人，他關注的是農民、農村、農業報道，他曾對中華新聞報記者説，今天的記者應該多深入田間地頭，更多反映農民的心聲。談及往事，用季音自己的話説是 "很有意思的事情"。 ^[6] 

20世紀70年代末，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百廢待興，8億多飢寒農民的生計像沉重的大山壓在中國決策層的心頭。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土地大包乾破繭而出。

農村改革從1978年開始，改革的主題主要是圍繞着大包乾、包產到户這個問題展開的，包產到户，農民大包乾，就是是否同意土地自主經營，當時爭論很激烈，到1980年達到了高潮並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是踐行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支持實行包產到户，把土地還給農民，讓農民自主經營、自己搞發展。另一種意見主張農村堅持人民公社制度，不能搞包產到户。

人民日報編輯部支持包產到户這個意見，但當時有相當多的省，包括省領導，都站在反對農村包產到户一方。江蘇省就是反對包產到户的，具體情況怎麼樣呢？季音決定去看一看。

1980年的春天，季音來到江蘇。儘管是春天，他感到的卻是陣陣寒意，當地幹部態度冷淡，閉口不談包產到户，季音説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當時江蘇省委提出來的口號，叫做"緊緊關住、堅決堵住西大門"。原來，江蘇的西邊是安徽，所謂關住西大門，就是堅決堵住安徽刮來的包產到户這股風。因為當時安徽省包產到户，農村生產發展迅速。

季音去的時候，江蘇正在開縣委書記以上參加的全省幹部大會，討論農村問題。季音要求參加，但結果被拒之門外。

怎麼辦呢？季音説：記者這個職業活動天地寬得很，你不讓我參加會，我就在會外活動，我就利用會議的間隙，傾聽縣委書記們的意見，瞭解農村的基層情況。這種訪問讓季音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那些農村基層幹部，包括縣委書記、公社書記，並不同意"堅決堵住西大門"這個口號，他們主張搞包產到户。

座談會上，來自蘇北最貧困的泗洪縣縣委書記告訴季音，他們這個縣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每年户均收入是40元錢左右，農民都吃不飽飯，全縣最苦最窮的一個公社，在1978年安徽搞包產到户以後，也偷偷搞起包產到户，效果很好。農民自主經營後，積極性調動了起來，很快就出現了轉機，糧食增加了，收入也增加了。後來被地委書記知道了説，"這是背離了社會主義大方向"。連續派了3個工作組下去調查，就是不許搞包產到户。可縣公社依然偷偷嘗試包產到户。

貧窮縣搞包產到户，比較富裕的縣能不能搞呢？季音專門訪問了比較富裕的吳江縣。縣委書記講了好多具體例子，説明富裕的縣也要搞包產到户。基層意見和上面領導意見是不統一的。他們對上不敢講真話，但是對季音這個記者講了。

中央講可以包產到户，農民更講可以包產到户，可是省一級的、地區一級的領導幹部説"不可以"。這就是可以與不可以之爭。1980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的《可以與不可以之爭》登出來以後，反響不小。因為它反映了當時農村改革的尖鋭矛盾。

季音説，陳雲同志的一句話：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他牢記在心。 ^[6] 

1981年5月，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一個叫陳處兮的廣東讀者來信，講的是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並僱工的事情。從1979年到1981年，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從8畝擴大到了355畝，由於承包範圍擴大，夫妻倆幹不過來，就只好僱人，僱請固定工也由1人變成了5人 ^[2]  。

在當年，陳志雄的舉動，觸動了那時意識形態最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有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僱工"的存在。官方的説法非常明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僱工"。那時的政治氣候乍暖猶寒，不少幹部還沒有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脱出來，對這件本來並不複雜的事，人們發生了爭論。這位廣東讀者在信中説，這個爭論在當地還在繼續，希望能夠得到報紙的幫助。

季音説："我讀後感到文中反映的情況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為它涉及一個非常敏感的'邊緣問題'，即僱工問題。怎麼辦？最簡單的處理辦法就是把它丟進紙簍，不發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實際生活中存在着這樣一個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拿到報紙上，讓讀者自己去鑑別，去討論，求得認識上的基本一致或接近呢？我提議在報上組織一次讀者討論，並請示編輯部領導，得到同意。5月29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的調查報告。接着，我們又以《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為總標題，開闢了一個討論專欄，來稿多得不得了，有反對的，有贊成的，發言之強烈超出我們預料之外，我們選擇了22篇來信來稿，陸續在報上發表，基本上把兩方面的意見都擺了出來。"

人民日報這次討論持續了3個月，於8月30日結束。在最末一期，季音寫了個編者按："在這次討論中，大家發表了不少好的意見，使我們對農村實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以後遇到的一些新問題，在認識上又進了一步。"

文章刊登後，社會反響強烈。廣東社科院派人到高要縣去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為陳志雄承包魚塘是資本主義式經營，不能允許。報告登在廣東社科院的雜誌上。

1982年1月，在昆明召開的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討論會上，人民日報關於陳志雄承包魚塘的討論成為與會者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他們把社科院寫的報告分發給大家看，會上支持的人也不少。

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在1982年1月19日批示説："此事請酌情處理。"同年1月18日，中央書記處一位領導的批示與上述温和的批示就大不相同："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説，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中央領導這麼尖鋭批評，引起了廣東省高度重視。當時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派調查組下去調查。地委、縣委也都派人下去調查。結果是肯定陳志雄開創了專業承包先例，對承包雙方帶來好處。後來陳志雄魚塘更加發展壯大了，他的做法還在廣東逐步推廣。

季音對記者説，開展魚塘問題討論，是我的主意。如果出了差錯，作為農村部主任，我對此當然要負全責。但這次討論使我再次認識到，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為了推動社會的進步，是應當有一點勇敢探索精神的。 ^{[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