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梁

姚梁的祖父姚大霦乃是姚文宇長孫姚軾的第三子。姚梁的父親名叫姚必時。必時娶妻陳氏乃温州永嘉人。後又納妾張氏。姚梁及其兄姚宋均嫡母陳氏所生。姚梁原配王氏，繼娶王氏。他共生育三子一女。之後，子女們亦隨父宦跡天涯，最後在異地他鄉定居並衍生後裔⑷。

姚梁少小聰穎過人，讀書時吸收能力過強，過目成誦。民間中有説他“眼觀九行，過目不忘”之傳説。據説：他“未弱冠即遊庠”⑸。曾受知於浙江學政竇光鼐⑹。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年）以“勤學飭躬，文行兼優”之美譽得其“保舉充貢”。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參加順天鄉試時，以優異成績得中第三名。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己丑科會試之際中式第五十名。殿試時中二甲第二十名，賜進士出身。

姚梁一生中所任的最顯要且又鮮為人知的職務當是他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正月由“宗人府主事”一職入直為“軍機處”的“漢軍機章京”這一職務了。當時，他年僅三十七歲，正值壯年。這件由一介書生來任職於清皇朝鼎盛時期的最高機要部門之高層文職人員，即人之所稱為“小軍機”一事來説，可謂是他畢生中在黃金時期所遇到的最榮耀的事了。這件重大事蹟在家族的《宗譜》中雖有載，但卻僅是記作“軍機處行走”。原來，“軍機章京”這一職稱是亦可稱作“軍機處行走”的⑺。可見，在《宗譜》中所記的無非是作為一種異稱或謙稱罷了。可是，這件事在《府志》及《縣誌》等地方誌中卻偏偏未作記載。看來，可能是這些《志》書的修編者們認為姚梁任此要職的可信度不大，不敢輕易地記上他這段重要的履歷之故吧？其實，他任這一職的真實性是可靠的，在一些清人筆記和其他史料中都有着明確的記載⑻。言之鑿鑿。

除了任“軍機章京”這一要職之外，姚梁終生都是在京都或地方上任文職官員。首先是中進士之後即在京任“內閣中書”及“宗人府主事”等。在任、離“軍機章京”之後是改任地方官員。他的一生中任職繁多：諸如任“方略館纂修”、“禮科主事”，亦參與翰林院的修編。曾任“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後改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饒州府知府”等。一度“官至四川按察使”⑼和“川東分巡兵備道”，兼轄“重、虁、忠、達、酉”等處。歷任“江西，廣西提刑按察使司”等。至於有着明確紀年的則有：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以內閣中書任庚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以內閣中書任辛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以宗人府主事任甲午科陝西鄉試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丁酉科廣西鄉試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山東省學政⑽等等。姚梁還得過三次“大夫”級別的封贈。其一是乾隆三十五年敕封“奉直大夫”。乾隆四十五年誥封“中憲大夫”和乾隆五十年誥封“通議大夫”。同時，他的夫人也得到“孺人”、“恭人”和“淑人”之類的晉封。姚梁任官時，為官清正。《括蒼彙纂》説他“清廉耿介，毫不苟取。任饒州時，民立生祠祀之。所至俱有政績”云云。但姚梁可謂是仕途多舛。不知是何原因，在他的宦跡生涯中每每是向下降職。先是從中央官員調為地方職務，接着是步步下退，最後竟終於河間府的任上，以至屍骨亦回不了故鄉。這真可謂是不盡人意之遺憾了。

慶元屬彈丸之地，歷來文人學子為數不多。雖《縣誌》堂皇地列着數十名“進士”的姓名，但其中每以訛傳，或附會，或戲説所致，多屬虛構失實。至若真正能涉足於中央政權且有史料所證實者，僅姚梁，胡紘等二三屈指可數的人物罷了。而其間甚得影響，能為眾口所碑的又當屬姚梁了。其一，在這有清二百六十七年曆史中，慶元中進士者僅姚梁一人。其二，他所任之要職每被史料所證實。事屬翔實，有別於傳説之嫌。這是須作一強調的。

在姚梁成為縣裏的歷史名人之後，本地對於他之身世的民間傳説也隨之產生了。且為數不少。而再讓人常常口述的有三：其一是説他少小時曾隨母親到政和“銅盆庵”圓夢，在他剛踏上山門時即踏出了一聲銅盆的響聲來。原來據説“銅盆庵”有巨石如銅盆形。庵亦因之得名⑾。如今，這天生靈地竟被他踏出響聲來了，足見他是個異才。這時候，因響聲而驚動了庵中的住持，她出來一看，見是一個美貌非凡的少年。她料他日後必貴，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聞到響聲後驚而退了三步，故預言他的仕途是晚景退步云云。這個傳説很合乎姚梁晚年每每降職之説。其二是説他少年入學於縣城內與城隍廟毗鄰的書院時，曾受到富豪家子弟的不白之冤，在求助於城隍老爺作公正的判斷時，又遭到了小鬼的無理欺辱。故他立誓發奮，以圖雪恥。在他發跡之後，城隍老爺自知過錯，因羞於面子而遷建城隍廟於縣城之東。三是説他那“眼觀九行，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被竇光鼐過於誇張地奏上了皇上，皇上不相信，故特賜他遊覽宮院，然後命他背誦各處的匾額、楹聯，他竟信口一一背念不誤云云。當然，這三則故事都是子虛烏有之説。當知慶元縣的城隍廟是早在明洪武十六年時就遷建在東門外的，它的遷建與姚梁無關。其次是姚梁作為區區一位由進士入直內閣中書的小官員來説，是不可能得到皇上恩賜遊宮這特殊待遇的。但從中可知道這是後人敬仰地方名人而將他神化，使之構成原是上天的神人下降這一傳説來增高地方的人文價值的。這些雖是造假之作，但作為民間文學的角度來説，也還有着它的文學價值和長期留傳的意義的。

姚梁留存在故鄉的文學作品極少。近年雖在一些鄉村的《宗譜》之類的書籍中，偶爾有所發現一些有他署名的文學作品⑿。並傳聞在某些古代建築結構中，發現有據説是他創作的匾額、楹聯之類。但這些作品的真實性不大。很可能是後人的偽託。對於這些偽作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那舊日懸掛在姚家村村門——“姚家門”門額上，鐫刻着“世德作求”四字這塊匾額了。這塊匾額是在清代咸豐年間重建“姚家門”時懸掛上的。據説當時為了要懸掛適宜的匾額而求之不得，後在小林源村姚梁外祖家（大約姚梁庶母張氏是小林源人）得到這塊匾遂移而用之。另有一説是這匾額是來自七都姚氏家族某莊園。但從額文本義（“代代的德行都成為臣民的法則”）⒀來看，這額文是針對社會道德教育而言的，如果把它懸掛在公共場所，對於振興地方道德文明建設來説，是會起着鼓動作用的。這當然是十分合適了。但如果將它懸掛在人家住宅，尤其是莊園之內自然就不是十分理想了。故料姚梁是不會把內容不相關及的文學作品投之於不相適宜的場合的。看來，説這塊匾是姚梁書寫的可信度也不大。此物當屬後人的偽作。總之，從文學的角度來説：姚梁對故鄉文化的影響並不大。這事對於一個地方歷史名人來説，是不可能不説是遺憾的。

《括蒼彙纂·姚梁傳》載：“其祖遷居永嘉，籍猶隸慶元”云云。其實不然，此説有誤。要説清這件事得先從他的家族史談起方好。原來，在他們這“姚門教”的世家裏，自其曾祖姚軾和曾叔祖姚轍接替了乃先祖之衣缽，共同成了“姚門教”的第三代“相公”，秉承了“姚門教”的教務之後，他倆就各自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向外擴展。與姚轍“縱跡豫章金陵，往來南徐百粵”⒁。即面向家鄉西北、西南方向發展所不同的是；姚軾卻是“希為展驥足地，年來橫被蒙於不意，旋興東甌之行”⒂。其所謂“東甌之行”就是先偏重於向浙江東南即今温州地區一帶傳教，之後才向浙北發展教區一事。隨着歲月的推移，他們祖孫相替，步其塵的後裔也每每往向東甌。其先也，他們僅是傳教，之後，偶爾有人在那裏娶妻，繼之是大多數人在那裏娶妻並定居，最後竟是舉族徙遷了。結果，姚軾的後人除了少數人因宦遊散居在各地之處，其餘的人確實全部都在温州地區定居而絕無一人再立足於故鄉了。在他們合族徙遷之前夕，姚梁的祖、父輩自然也是參與涉足温州乃至浙北一帶之人物的。這事首先可用姚梁的母親是永嘉人來作證實，其次更可用姚梁是在何時？於何地？因何故能得到竇光鼐的知遇併為之器重的？姚梁為何鄉試不在本里而能直接來到京都參加？這些謎一般的事情來作為證實。但是這些事情也只能證實姚梁的祖、父輩是早年涉足東甌而不能用來證實他們的徙遷和定居的。今從，一：清版《慶元縣誌·人物誌·封贈》中還分明記着姚軾，姚大霦，姚必時這祖孫三代的姚樑上輩因姚梁得貴而受封贈的記載。二：姚梁之嫂、姚宋髮妻季氏仍是慶元人，乃本縣黃壇村季上機之女。三、舊日姚氏家族墓地中如今猶可見到的姚梁祖輩的累累古冢⒃這三件事來看，足見他們合族徙遷的時間當是在他成年和仕宦之後。有關“姚門教”歷史的資料載：清代嘉道年間“姚門教案”一度頻頻復發。奇怪的是這些案件中的當事人幾乎全是姚梁伯父姚必觀的後人，其它族人少見。而與之大相徑庭的是姚必時之後人竟無一參與。可見，在共同遷離故鄉之後，他們所遭受的境遇各有不同。致使分道揚鑣，勞燕分飛了。最後的結果是他們這些人，之後就真的都不是慶元人了。

作為慶元的一個歷史名人姚梁來説，由於他在故鄉生活的時間短促，離鄉後未再回鄉⒄，加上有關生平史料的軼缺，又因一些方誌誤載，更使他的身世成了一個謎團。本文覓取一些清人的筆記、史料作為依據來對他的身世作一簡略的敍述，旨在糾正一些訛傳和誤文。看來也是有着它的意義和作用的。

⑴姚梁家族的世糸簡圖：

⑵：佐證之一是：他為本縣黃壇村《季氏宗譜》撰序是在嘉慶六年（庚申·1800年）二月裏。之二是：他的三子崇志是出生在嘉慶七年（辛酉·1801年）。

⑶：見道光版《慶元姚氏總譜》。

⑷：據宣統版《玉田姚氏宗譜》載：姚梁長子姚洙楷（生卒年欠詳），童試曾取第一名，府學又取為第一名庠生。他也曾得竇光鼐之稱賞。後因赴父所而途中得疾。竟卒於杭城。因年輕失嗣，以堂兄治謨的第三子芑詒承嗣。後芑詒生子作霖，邑稟生，世居衢州。次子姚崇恩（1792年——？年），娶妻繆氏，原任甘肅縣丞，道光年間丁母憂曾回過慶元，後卒於杭州。後裔居甘肅。三子姚崇志（1801年——？年），因隨父宦遊，身世欠詳。姚梁的女兒之身世亦欠詳。

⑸：見《括蒼彙纂·姚梁傳》。

⑹：竇光鼐（1720年——1795年）字調元，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他與紀昀是同學，共受業於董邦達先生。乾隆進士。歷任偏修，左都御史，浙江學政等職。

⑺：見清·陳康祺《郎潛紀聞》。

⑻：見清·梁章鉅《樞垣記略》。

⑼：同上。

⑽：詳清·法式善《清秘述聞》。

⑾：見民國八年版《政和縣誌》。

⑿：如在黃壇村《季氏宗譜》中所收的一篇序和一篇《贈季君奇環公傳贊》等。

⒀:語出於《詩經·大雅·下武》。

⒁；見道光版《慶元姚氏總譜·姚轍傳》。

⒂：見道光版《慶元姚氏總譜·姚軾傳》。

⒃：姚氏家族的墓葬羣多在鏡山及小黃塘一帶，姚梁的祖墓是在其中的“彌陀冠珠”山。

⒄：據黃壇村的《季氏宗譜》可知姚梁曾經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因母親陳太淑人病故而回家丁憂，但他所回的卻是那遷居在温州後的家，而不是慶元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