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和清

民國24年(1935年)來滬設診，於眼科界頗有醫名。

1956年受聘於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因水土不服1958年重返上海，就任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中醫眼科主任，兼任華東醫院、鐵路中心醫院眼科顧問。被選為上海市第二、三屆政協委員。1909年開始行醫，1935年懸壺滬上。解放後，響應黨的號召，於1956年受北京中醫研究院之聘，放棄個體開業。後因水土不服，1958年重返上海，任市立第六人民醫院中醫眼科主任，同時兼任華東醫院及鐵道學院附屬醫院眼科顧問。

姚和清幼年，其父見背，家貧無以自給，賴母針線過活，撫養成人。家雖清貧，尚設法進私墊，攻讀四書，以冀其成。年十三，即離家赴異鄉為學徒，及壯母病，醫療無效。曾割股，無以起沉痾，母歿。痛哭之餘，發憤立志學醫，以保身救人。其舅父鄒明輝業眼科，即於工作之餘事以師禮，每晚背誦醫書，刻苦鑽研，數易寒暑，對眼科知識頗有所得。乃始為同裏有眼病者治矣。當年，有潘四海者，失明二十餘年，經用滾障眼藥治療，半月復明。經潘四處宣揚，求治者益眾。於是放棄商務，正式懸壺甬上。對貧病免費義診，甚至資助給藥。又將醫金所得，創辦蒙養貧民義務學校，對待苦難兒童，憐恤尤深，以遂生平治病救人之願。並經常向寧波內科名醫范文虎、洪醉樵等請教。早歲，因感用眼科方法無法解決眼科重症，乃發憤從內科下手。於診餘攻讀醫經。博覽眾書，對傷寒金匱尤為深究。雲該書雖治傷寒雜病，但其立法處方可為後學準繩；對漢以下各派學術，也盡求博採，擷取精華，而用於眼科，每獲奇效。

姚和清精於內治，在學術上強調整體觀念，認為：眼具陰陽，眼由髒精氣騰結而成，眼內各組織皆與內臟相應，因而其所表現之生理功能與病理變化，直接或間接反應出內臟情況，奠定了眼與內臟整體統一的觀點。鑑於此，對待眼病必須視為整體的局部病變，絕不可僅認為是眼本身變化。由於眼病形成，全系陰陽失調。臟腑偏勝 ^[2]  ，所以治病必須掌握“治病求本”原則。掌握整體觀念，進行辯證論治。以糾正偏勝，調和陰陽。

姚和清在臨牀診療上，重視乙癸同源，認為肝開竅於目而主於腎，肝腎對眼之生理病理關係深巨，很多眼病發生主要因在於：肝腎精血二虧。陰不上承，陰虛生內熱。虛火上炎，真陰不足龍雷之火上游。以及水不涵木，肝陽偏亢 ^[3]  。化風、化火等幾方面，因而治療用藥必須掌握乙癸同源理論，根據不同病情而妥善掌握。

姚和清治病善用成方，以為成方為古人通過實踐所獲得之經驗，如能善於運用，斟酌加減，可以事半功倍。所用方藥，多宗內科，常謂：眼病系整體疾病，治病必求其本，如果病因相同，則內科方可治眼病，眼病方亦可治內科疾病。用方則各家學術兼收幷蓄，毫無偏見，對仲景方特別推崇，傷寒温病，雖與眼科無及，但也可借用其方以治眼病。認為眼具陰陽水火，而傷寒温病之發生，亦系陰陽水火偏勝，所異者，所犯病變部位不同，出現症狀不同而已。同時亦重視古人治療眼病經驗，甚至單方、驗方等等，無不筆錄，供臨牀參考。生前曾發表過眼科論著九篇，並由其子姚芳蔚 ^[4]  整理出版《眼科證治經驗》一書。子女二人承其業，滬上有盛譽。

姚氏認為眼睛與臟腑息息相關，陰陽失調，臟腑偏勝，旁及自然界的變化，人事的變遷，外來影響等均為眼病之因。故臨診強調整體觀，辨證論治，內外結合，表裏兼施，每多奇效。姚氏兼善針撥白內障，一針復明者不可數計。所撰《針術治療白內障初步小結》發表於《中醫雜誌》 ，

姚和清著作

並轉載於第一版《中醫學概論》內，引起眼科界重視，予以推廣。還先後發表《中醫對原發性青光眼的認識與治療》、《球后視神經炎及其萎縮的認識與處理》、《中藥治療麻痹性斜視病例報告》、《中醫對角膜軟化症的治療》、《沙眼簡易療法》等十數篇論文，其學術經驗曾在《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海上醫林(中醫專輯)》介紹。由其子整理的《眼科證治經驗》專著，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於1978年出版。

大量醫案提示，姚氏治病，始終掌握了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的中醫特色。認為眼具陰陽，眼由臟腑精氣騰結而成，眼內各組織皆與內臟相應，因而其所表現的生理功能與病理變化，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內臟的情況，鑑於此，對待眼病，必須視作為整體的局部病變，決不可單認為是眼本身的變化，眼病形成，全系陰陽失調，臟腑偏勝，如果能正確掌握治病求本原則，掌握整體觀念，進行辨證論治，以糾正偏勝，調和陰陽，沉痾亦能挽回。姚氏曾説：眼科五輪學説是提示眼與整體之聯繫，在很多情況下，能解釋眼的生理病理現象，對治療亦具一定指導作用。但古人用於臨牀，很多是過分偏重局部體徵，過分強調五臟主病，對因臟腑偏勝同時引起的其他證候，絕少考慮，所以對眼病不問症狀如何，皆臆斷其由髒受病，至於眼病各個症狀之相互聯繫，更缺乏整體認識，從而產生一證一方的片面治療觀點，這是與整體觀念相違背的。因此，姚氏強調：對待眼病必須全面看問題，要把眼病各個症狀及整體所出現的表現結合起來，看其相互關係，從中分別主次，找尋陰陽偏勝與五行生剋規律，然後議定方藥，才真正符合辨證論治法則。

在強調整體觀念的前提下，姚氏相當重視探求病因病機，因為這是治病求本的一個主要方面。病因可從眼局部與整體所表現的各種徵象探求，但有時全身症狀不明顯，則需要詳細分析病史，找尋旁證對天地間自然界的驟然變化，人事的變遷，以及突然發生的體徵，更加予以注意。然後應用陰陽五行藏象經絡與五輪學説等作深入細微分析，達到治病求本的目的。同時，姚氏認為治病原則必須掌握，但亦有一定靈活性，需要隨機應變，結合辨證論治。因為眼病病因複雜，症狀出現，可隨各個階段有所不同，特別當情志波動、飲食失節、起居違和、天時變化、婦女胎產經帶，以及用藥不當時，皆可對眼部病變有所影響，所以治療用藥必須注意病證轉變，從轉變中看其陰陽進退，邪正消長。姚氏多次告誡説:為醫者必須行方智圓、膽大心細。所謂智圓，就是醫者必須注意病人的各個方面，譬如稟賦厚薄、年歲老小、身形肥瘦、性情緩急、境遇貴賤、病情新久，以及天時風俗、生活習慣等等，要知常知變，能神能明，要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才合乎醫道。

肝開竅於目而主於腎，肝腎對眼的生理病理關係深巨。由於肝腎彼此間關係密切，並因乙木屬肝，癸水屬腎，所以古有乙癸同源之稱。姚氏對這個理論相當重視，而且廣泛應用於臨牀，取得一定療效。姚氏説:肝腎之相互關係，主要表現在母子相生，而目為肝之外候，肝取木，腎取水，水能生木屬肝，母子相合，則肝腎之氣充沛，目受其蔭，故而放明。如果母子不合，則無論是子盜母氣，或者母令子虛，皆能使肝腎之氣不足，不足則精氣無法上榮，目失所養，眼病隨之而起。《經》曰：“肝受血能視。”“肝氣通於目，肝和則能辨五色。”又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而腎藏精，所以目雖為肝竅，而以腎為主，子母相生，肝腎同一治也。且肝腎同為相火所寄，相火內陰而外陽，其性主動，而具生命活動之能力，但易妄動，妄動則變為邪火而賊人身，及於眼。目之能視惟賴神光，神光源於命門，通於膽，亦火之用事。火衰則目昏，火炎則目焚，肝腎相火對眼之生理病理具有相當重要意義。

進一步分析眼內組織構造，則五輪中風輪屬肝，水輪屬腎，眼內神膏為膽中滲潤精汁，升發於上，積而成者。神水為先天真一之氣所化，神光源於命門，通於膽。真血即肝中升運滋目注絡之血，真氣為目內經絡往來生用之氣，真精為先後天之氣所化之精汁，起於腎，施於膽，而後及於瞳神也。目系與腦相連而厥陰肝脈系之，同時少陰腎脈附督上額交巔絡腦，又與肝脈相合，説是肝腎對眼的各個組織的關係至為密切，所以當肝腎虧損，必然影響以上組織而發生疾病。

臨牀上因肝腎病變而引起的眼病，為數頗多，諸如青盲、內障、能近怯遠、能遠怯近、視惑、視歧以及外障等，在很多情況下，都可能與此有關。發生病變的主要因素，在於肝腎精血兩虧、陰不上承；陰虛生內熱、虛火上炎；真陰不足，龍雷之火上游，以及水不涵木、肝陽偏亢、化風、化火等幾個方面。因而治療用藥必須按照不同病因而正確掌握，古人提出的“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就是針對這方面的治療原則，為眼科臨牀所常用。至於育陰潛陽、養肝熄風以及滋腎填精等法，亦可根據不同病情而選用。

姚氏治療眼病善用成方，認為成方為古人實踐經驗的總結，相當寶貴。如能善於運用，斟酌加減，可以事半功倍。所用方藥，多宗內科。曾謂：“眼病系整體疾病，治病必求其本，必須辨證正確，病因分明。如果原因相同，則內科方可治眼病，眼科方亦可治內科病，何必有內眼之分”。用方則各家學術兼收幷蓄，毫無偏見，對仲景方則特別推崇，善用經方。姚氏認為：“眼具陰陽水火，而傷寒温病之發生，亦系陰陽水火偏勝，所異者，所犯病變部位不同，出現症狀不同而已。”姚氏十分重視古人治療眼病的經驗，無論哪一種療法，以至單方、驗方等等，無不筆錄，供臨牀參考。姚氏認為很多眼病單靠內治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需要使用多種療法，才有可能藥到病除。因此，姚氏不獨精於內治，亦善於外治、割治；非獨精於眼科，亦通曉內科，對一般外科、針灸與氣功等，都有獨到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