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神學

女性主義神學是當代女性主義思想的重要一維，它的興起，與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緊密相關。這次浪潮在基督宗教內引起女性信徒的廣泛意識覺醒，並開始對自身的處境進行更深層次的神學反思，在神學領域中推動了女性主義神學的研究風潮。而且，女性主義神學也推動了世俗女性主義運動向縱深方向發展，也豐富了對基督教神學傳統的理解。 ^[2] 

女性主義神學端倪，可追溯到1895年美國女性主義運動領袖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發表的《The Women's Bible》。在爭取女權的鬥爭中，斯坦頓發現西方文化中鄙視女性的色彩與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發現教會以及教士們手中擁有絕對權威的聖經竟然是阻礙女性解放的頭號敵人，發現在教會及聖經中存在着大量歧視女性的地方。她認為聖經並非中性的啓示 ^[3]  ，而是一本以男性為中心的書，因為聖經是由男性意識形態所寫成所診釋的啓示，而且這種啓示本身也受制於歷史、文化和語言之下。因此，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女性的低下地位，其矛頭直指基督教和聖經。於是，斯坦頓收集了所有關於女性的經文，從女性的視角予以重新讀解，著成了聖經診釋書《婦女聖經》。 ^[2] 

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神學則誕生於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高潮時期。這時，隨着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和殖民地區人民獨立運動出現了渴望自由、平等、解放的黑人神學和解放神學。三者都是出自對社會不公與多種壓迫的一種特定經驗的反響，都關注罪與救恩的社會/政治層面，更多的是用社會學而不是哲學的視角對傳統神學作出了深刻批判。不同的是，女性主義神學認為最基本的壓迫是性別壓迫，是深深根植於人類文化中的男權制，是男人壓迫與控制女人，故其重點是批判性別歧視與追求婦女解放。女性主義神學的肇始之作便是戈德斯坦（Valerie Sawing Goldstein）的《人的處境：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看法》（The Hunan Situation: A Feminist view，1960），書中提出“神學家的性別影響他的神學”的觀點。認為歷史上的神學均建立在男性觀點的基礎上，神學家們不僅忽視了女性的經驗，而且強化了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地位；神學討論應將女性的經驗包括在內；教會不能單以男性的觀念從事神學研究，必須對神學研究重新作出反思和重構，否則神學將不切題。 ^[4]  1968年，美國天主教會修女戴利（Mary Daly）出版了第一部明確表述女性主義神學的著作——《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教會與第二性》）。戴利認為教會是壓迫女性的首要工具，並提出宗教性的退出主張，努力建設一個新組織。甚至主張凡是與女性主義不和的神學都應加以修正。 ^[5]  戴利的觀點是較為革命的，不僅拆解了性別上陳規的可信性，而且對上帝作出新的定義。她在《Beyond God The Father》（《超越父神》，1973）中提出不應再稱神為“父”，不應給神一種父權印象，造成一種父權的教會觀。她的提議引起了美國知識女性的爭相研討，這為女性主義神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 

20世紀80年代以後，女性主義神學家則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她們“以神學家的身份抨擊神學，以信徒的身份抨擊傳統信仰，以致出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對神學的佔據’……她們要求改述基督信仰的基本文本，責問神學的男性形象和男權式的教會結構”。女性神學主要論點“幾乎要全盤廢除基督教思想的傳統形態，儘管基督信仰的實質內涵得到保守”。 ^[6] 

德國著名的女性主義神學家温德爾（Elizabeth Moltmann-Wendel）是這樣界定女性主義神學的：

它是由當代婦女運動和女權主義所引起並定性的國際普世教會運動。婦女們以此反映其在父權制社會及支持這一社會的教會中受到心理、社會和經濟壓迫的體驗，並試圖從這種為基督教所習慣的非成熟狀態中解放出來，以便形成自治，使她們能生活在精神、靈魂和肉體的整體統一之中。而與之常相伴隨的則是其反對多種壓迫形式的社會使命，包括反對男人以其性別上的壓制而取得的成就與統治。 ^{[2]  [7]} 

在眾多女性主義神學家中，卓有成就，頗有影響的代表有：菲奧倫查（Elizabeth Schussler Fiorenza）、温德爾、特利波（Phyllis Trible），盧瑟（Letty Russell）、蕾亞（Rosemary Ruether）等，她們的研究視域各異、觀點也不盡相同，甚至存在着非常嚴重的分歧，從而展示出多姿多彩的多維立體景觀。包括三大派別： ^[2] 

其一，聖經批判女性主義神學，以菲奧倫查、温德爾等為代表。

德裔美籍女性主義神學家菲奧倫查，現任美國哈佛神學院Krister Stendahl神學教授，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女性主義聖經詮釋學者”。其早期最知名的著作《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記念她：女性主義神學重建基督教起源》，1983）已被翻譯成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十多種語言，對女性主義聖經詮釋影響巨大，但凡研究女性主義聖經詮釋，幾乎都要引用這一著作。菲奧倫查在書中重述了那些在男權制背景下被遺忘的婦女。她指出，當猶大耶穌塗香膏的婦女的故事事實上被忘記了。儘管耶穌聲稱：“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説這女人所做的以為紀念。”（可14：6-9）這位婦女先知般的行為沒有成為基督教福音知識的一部分，連她的名字也被我們丟失了。無論哪裏宣講福音，哪裏領受聖餐，述説的都是出賣耶穌的門徒的故事。出賣者的名字被記住了，而忠誠門徒的名字卻因其是女人而被遺忘了。這是由於男權的讀法及經文的傳遞造成的。 ^[2] 

故此，菲奧倫查認為復原與重新診釋早期基督教的婦女歷史是迫不及待的任務。她提出的女性主義聖經詮釋法是當今最有影響的，也是女性主義神學普遍接受的讀經方法，有“撥雲見日”之能效。她特別注重對聖經形成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提出下列四種聖經詮釋法：質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記憶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Remembrance）、傳播喜訊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Proclamation）和想象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Imagination）。曾深中肯綮地評述了菲奧倫查的女性主義聖經詮釋：“菲奧倫查提出通過四種詮釋法對聖經進行思想的重構，目標就是創意地想象聖經先祖的艱苦奮鬥歷程，以解放的意識重釋聖經故事、重新評估聖經文本、重新闡釋經典的神學意涵，建構女性經典、建構開放的女性主義診釋空問”。別概言之，菲奧倫查為女性主義聖經詮釋奠定了學理基礎，開拓了釋經學的新天地。 ^[2] 

温德爾是德語女性主義神學代表。女性主義神學在美國興起後，温德爾就把勢頭引向德語神學界。她認為聖經本來具有母性文化的基因，但後來被男權制文化抹去，並以父權制的方式去編纂它，因此應對之重新加以分析和批判。在《女性主義神學景觀：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一書中，温德爾則從文化歷史和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出發，來表現女性主義神學的景觀。她不限於神學的教義論及經院哲學注經式方法，也不囿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時期的性別對抗路線，而是把神學與女性主義的基本內涵從父權制意識形態和女性主義自身的迷思中剝離出來，敞開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義和女性生存的真理。 ^[8]  温德爾指出：女性主義神學是一種具有試驗性質，具有藝術、治療和政治重點的基礎運動。 ^[6] 

為了便於理解女性主義神學，温德爾訴求於三個原則。

首先，神學思考與行動的出發點是社會的壓迫經驗。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公平的，女性由於得不到應有的社會承認和社會權利而感受的痛苦不應當只僅僅轉向內心，教會更不能迴避其責任。女性那些受到社會制約的經驗是真正的、現實的，它對於神學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神學反省的中心是人的尊嚴，是人在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中的個體存在。女性主義神學追求的是在社會性的父權制異化中婦女得到解放、變成完人的過程以及這種異化的消除。父權制的自我觀和世界觀是使女性輕視肉體和自我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女性主義神學中，女性是作為單個的個體出現的。女性再也不僅僅是對象，再也不僅僅是——大多數——男性思考的對象，而是其本身就是思考的主體，甚至是神學的主體，這就是解放。

第三，神學是實踐：行動與反省互為條件。在教會中承擔責任的女性如果不思考，聽天由命，就會成為一個奉獻的、失去完整個體的女性。女性要反思自己處境，在解放他人行動的同時清楚地認識自己，並作為經歷到自身的解放之人在行動。 ^[6]  正因如此，在某種意義上，重新走向“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3: 8)，正是女性主義神學努力的一個方向。 ^[2] 

其二，基督教女性主義神學，重要代表是耶魯神學院的神學教授盧瑟。她的著作有《從女性主義看人類的解放——一種神學》、《自由之家：女性主義神學中的權威》等。她以未來的“自由之家”（她比作傳統所謂的末世神國）作神學準則。其實她的理念均來自耶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她發覺耶酥是女性主義者，因為他拒絕透過權力關係、運用權威去轄制或勉強人。他與跟隨的人過着互持的團體生活；用比喻、寓言傳講未來神的國之將臨，是全然平等的狀況，不再是家長式。她認為這“自由之家”是“創造之修正”，她也以此為神學的標準。1970年，盧瑟就已把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同黑人解放相提並論。她指出，女性和黑人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看到自己獨特的身份。顯然，盧瑟試圖注意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階級壓迫等之問的關係。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的鮑德温聖經文學講座教授（Baldwin Professor Sacred Literature）特利波也是基督教女性主義神學的代表。她主張對基督教聖經和傳統加以“非父權主義”的解釋。她最有影響的著作是《上帝和性別修辭》和《恐懼的文本》。在《上帝和性別修辭》（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ltv）一書中，她通過考察《舊約》中一些修辭使用情況，指出《舊約》中的上帝常使用女性化的上帝形象，如“現在我要喊叫像產難的婦人”(賽42：14)；“母親怎樣安慰兒了，我就照樣安慰你們”(賽66：13)等等。並認為《舊約》中借用許多隱喻如母腹/悲憫（womb / compassion）等作為上帝女性化的特徵，希伯來文的“子宮”（rechemn）及其複數（rachamim）是描述上帝“慈愛”、“憐憫”的字根等。這些例了正是為了闡明她的“去父權化（depatriarchalization）已經在聖經中發生”的觀點。她以文學批評和性別修辭批評的方法診釋《舊約》聖經，為女性主義詮釋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2] 

其三，宗教女性主義神學，其代表是蕾亞和前文所述的戴利。她們的著述被認為是“充滿憤恨”之作，頗為激進革命。蕾亞任教於伊利諾州伊凡斯頓市西北大學的加瑞特福音派神學院。1974年，蕾亞出版了選集《宗教與性別主義》。她認為，女性主義神學的使命是澄清女權主義信徒團體的異象，以及澄清何謂測試正確的標準。因為所有的傳統都帶有家長制的扭曲，以致女性主義神學不得不回到以宗教經驗本身的直覺為依據。她還認為，女性從男權制宗教和文化中覺醒的意識是由今日之“婦女經驗”而來。並指出傳統的基本假設是以男性是人為標準，也是神形像的標準，以致所有象徵一一從論神的言語、基督，到教會和事奉，都以“男性為中心，女性是附屬與助手”為其主要話語模式。故而，蕾亞的目標就是挑戰性別歧視，拆解父權制社會、文化架構，不再迷信於那預設的美好人生模板。可以説，蕾亞對於女性主義神學研究的推廣和女性教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2] 

綜而言之，女性主義神學是世俗女性主義運動在宗教領域的擴展和深化所形成的理論成果。女性主義神學的出現是女性對於社會、政治、經濟、心理壓迫的不滿與抗爭在基督教內的一種反映，表達了女性要求從根源上解放自身的決心。 ^[2] 

女性主義神學試圖改變基督教中男性一統天下的局面，否棄因襲的男性傳統，使神學適應時代的需要，適應廣大女性的需要，從而把宗教信仰、神學論證與社會政治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這一時代的新神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