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模式

1931年中國奧委會被國際奧委會接納為正式成員。1949年蔣介石撤離大陸後，退居台北的奧委會仍使用“中國奧委會”的名稱。1954年，國際奧委會在雅典年會上通過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但與此同時，國際奧委會的少數人也將台北的“中國奧委會”繼續保留在國際奧委會承認的成員名單上，企圖製造“兩個中國”。我多次抗議交涉無效後，於1958年聲明中斷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而台北的“中國奧委會”則因缺乏有效的代表性，於1959年被國際奧委會要求更改名稱。後經國際奧委會同意使用“中華民國奧委會”名稱。

1975年我奧委會要求國際奧委會恢復我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合法代表權。1979年國際奧委會通過《名古屋協議》，承認設在北京的奧委會名稱為“中國奧委會”，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與國歌；“中華民國奧委會”將在“中華台北奧委會”名稱下繼續參加奧運會，但不得使用以前使用的“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由於台當局不願接受這樣的安排，因此被暫停參與國際奧委會的所有活動。

1981年，在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的協調下，國際奧委會與台北的奧委會在瑞士洛桑舉行會議，並正式簽訂協議。依據該協議，台北的奧委會正式改稱“中華台北奧委會”。同時，此次會議也確定了“中國台北奧委會”的會旗、會歌。會旗是由台灣體育界人士翁明義臨時趕製的，為梅花五環旗。會歌則借用了一首稱頌中國國土的老歌，歌詞由國民黨右派大佬戴季陶所寫，“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曲子則由中華民國時期的著名作曲家黃自於1930年所作。

這次會議做出的有關台灣參加奧運會的規定，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奧運模式”。隨後，這種“奧運模式”被推而廣之，島內各單項運動協會比照奧運會“中華台北”代表隊的方式，逐漸恢復了在各個國際單項運動協會里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