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田喜久司

生平經歷 ^[1] 

日本兵庫縣人，1894年出生於一個軍人世家，1914年海軍兵學校42期畢業，1922年被派到美國留學，1923年進入海軍大學高級研修班學習。他在海軍大學畢業論文中大力提倡戰略轟炸理論，成為日本海軍早期轟炸機部隊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

1925年，奧田喜久司進入日本海軍航空兵的搖籃——霞浦航空隊擔任教務副官和轟炸教官。根據日本《水交社》的資料，奧田喜久司所謂“轟炸之王”的大名，就是此時得到。他由於在演習中將炸彈直接投進了靶艦的煙囱而一舉奪得了刻有“爆撃の王様”字樣的短劍。奧田對這口短劍十分珍視，一直攜帶在身邊，直到他被擊落後成了中國空軍的戰利品。因為他教學出色，理論紮實，1926年被提升為海軍少佐，並轉任海軍大學航空兵轟炸教官。這段經歷，後來被附會為奧田曾經在九一八之夜參加了轟炸瀋陽的作戰，並把炸彈扔進了瀋陽兵工廠的煙囱裏。實際上1931年奧田不大可能出現在瀋陽。首先，九一八的主要策劃者是關東軍，屬於陸軍，奧田則屬於日本海軍，二者之間存在不小的矛盾，雙方不大可能在瀋陽有這樣密切的合作；其次，九一八事變時，奧田正在日本軍令部任職，正準備以“天皇侍從武官”的身份參加12月份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聯盟世界裁軍會議。當時，正值倫敦裁軍條約簽署一週年之際，這個條約規定了美國，英國，日本的戰艦噸位比例，僅僅是一個暫時性的限制條款。列強對此並不滿意，因此，剛剛簽約，對這個條約的修改討論就展開了，從1931年到1933年，各國為此在日內瓦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拉鋸談判。奧田就是日本代表團的代表之一，三年裏參加了無數次談判，職位也從隨員一直提升到全權領隊。這個馬拉松談判，終因日本貪心太甚而最終破產。1934年，奧田喜久司回國，繼續鼓吹戰略轟炸理論。1935年，他升任海軍大佐，神威號水上飛機母艦艦長。此後，又升任聯合艦隊航空本部總務課長。

奧田的母校禮堂舞台上至今懸掛有一枚淺間號巡洋艦的船鐘，這枚船鐘就是奧田喜久司當年弄來送給自己母校的。上面還銘刻了當時海軍大臣米內光政題寫的“報國之鐘”字樣——在日本的紀錄中，奧田與很多高官關係密切，更像是一個在政治場合長袖善舞的風雲人物而不象個一線軍官。

抗日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以鹿屋，木更津兩個航空戰隊編成第一聯合戰隊，負責戰略轟炸，以十二，十三兩個航空戰隊編成第二聯合戰隊，負責制空戰鬥。隨着武漢戰役的結束，日軍航空兵承擔的轟炸任務比例明顯增加，因此將大量轟炸機配屬給第十二，十三航空隊，以改變其任務性質。1938年12月，奧田喜久司調任海軍第十三航空隊司令，以這樣一位轟炸機專家領銜，意味着第十三航空戰隊的任務向轟炸過渡。也帶有一點讓長期脱離一線戰場的奧田鍍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1894年出生於一個軍人家庭

1913年海軍兵學校42期畢業

1922年被派到美國留學

1923年進入海軍大學高級研修班學習，其畢業論文中大力提倡戰略轟炸論，成為日本海軍早期轟炸機部隊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

1925年，進入霞浦航空隊擔任教務副官和轟炸教官，期間得到“轟炸之王”稱號

1926年被提升為海軍少佐

1931~1933，做為日內瓦國際聯盟世界裁軍會議日本代表團的代表之一，三年內由隨員提升到全權領隊

1935年升任海軍大佐、神威號水上飛機母艦艦長，後升任聯合艦隊航空本部總務課長

1938年12月，調任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上任狠抓日軍遠程轟炸訓練

1939年11月4日，中國空軍29中隊副中隊長鄧從凱帶傷起飛，單機衝入日軍轟炸機的密集火網，直撲敵領隊長機，一舉擊落日軍航空兵名將，海軍大佐（死後 追晉少將）奧田喜久司乘坐的三菱G3M中型轟炸機，自己也在此戰中壯烈殉國。

是役，中國空軍鄧從凱（2903號機）和26中隊段文鬱（2609號機）戰死，日方承認我軍擊落日本海航中型轟炸機四架。

奧田喜久司果然不愧“轟炸之王”的大名，他上任後狠抓日軍遠程轟炸訓練，從1939年5月開始，日軍十三航空戰隊多次組織了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1939年11月4日，日軍第十三航空隊，鹿屋航空隊，木更津航空隊全軍出擊，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轟炸中國抗戰的重要後方基地——成都。其兵力包括十三航空戰隊的三十六架九六G3M轟炸機，鹿屋航空隊的十八架轟炸機和木更津航空隊的十八架轟炸機。這是一次日軍罕見的大規模轟炸行動。負責指揮這次戰鬥的日軍指揮官，便是第十三航空隊司令官，海軍航空兵大佐奧田喜久司。

由來鍍金的奧田指揮這次大規模的轟炸，有一點奇怪，因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隊都屬於第一聯合戰隊，與他指揮的第十三航空戰隊屬於平行關係，互不統屬。不過如果知道日軍組織這次轟炸的原因，也就可以瞭然 – 日軍組織這次轟炸，是為了報復10月2日中國空軍和蘇聯志願航空隊對漢口機場的奇襲。那一次巧妙的突然襲擊不但擊毀擊傷日軍飛機一百六十餘架，而且重創了日軍航空兵在華的指揮機關 – 日軍第一聯合航空戰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和鹿屋航空隊司令官大林大佐重傷木更津航空隊副司令官石川大佐戰死，在武漢而未列入傷亡名單的日軍航空兵司令官級別的高級軍官，只剩了奧田喜久司一人。

遭到打擊的日軍惱羞成怒，嚴令迅速運來新機，對中國空軍的基地進行報復。這種情況下，奧田指揮這次戰鬥責無旁貸。

不過，考慮到部隊的統屬問題，善於協調的奧田把出擊部隊分為兩個方陣，第一方陣是他親率的第十三航空戰隊三十六架轟炸機，第二方陣則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隊的另外三十六架轟炸機。第二部的具體指揮，仍然由兩航空隊的軍官自行指揮。 由於日軍當時裝備的97式戰鬥機還沒有足夠的航程可以掩護這種遠距離轟炸，奧田採用將轟炸機密集編隊，依靠各機機槍和火炮相互配合組成火網來進行防禦 – 每架九六式G3M中型轟炸機裝備有1門20毫米機關炮和三座機槍炮塔，在當時算是很不錯的自衞火力。這種做法，在美軍B-24轟炸機,B17轟炸機對德國，日本的戰略轟炸中，也是常用的戰術。 應該説，雖然當時日軍在華空中力量佔有絕對優勢，但其急於報復的心理使這次轟炸的準備並不充分。實戰中，日軍因此暴露出了極大的問題，由於飛機多為修復的負傷飛機或剛剛運來尚未磨合的新機，途中日軍轟炸機不斷出現故障返航，先後有十八架飛機退出戰鬥，真正到達戰場的只有五十四架轟炸機。

中國空軍迎戰的部隊，是第五大隊全部三個中隊，包括二十七中隊，中隊長謝荃和，裝備法國道華玎D510戰鬥機的七架，蘇制伊15比斯戰鬥機七架。二十六中隊，中隊長段文鬱，裝備蘇制伊-16戰鬥機六架。二十九中隊，副中隊長鄧從凱，裝備蘇制伊-15比斯戰鬥機九架。雖然數量上處於劣勢，但由於中國空軍的戰鬥機更加靈活，裝備有高空作戰所需的氧氣面罩，特別是鄧從凱等人無畏的突擊衝散了日軍防衞陣型，最終取得了此戰的勝利，並把日本海軍的“轟炸之王”永遠留在了這塊土地上。

綜合各方資料，奧田的座機是被27中隊的一架D510戰鬥機用20毫米機炮擊中右翼根部，而後油箱起火而墜落的。而日軍的説法更為奇妙，稱奧田的死是“自爆”，也就是中彈起火後向下俯衝，試圖撞擊中方地面目標。日方飛行員形容他的飛機因為俯衝“自爆”的角度太大，把兩個翅膀都飛掉了，機身如同一根鉛筆一樣衝向地面。這個描述，倒是和目擊者所見比較相似，中方稱這架敵機墜落時沒有落地翅膀就如同樹葉一樣飛掉了。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微妙的地方需要注意。那就是奧田的座機並不是撞毀在成都的軍事或民用目標上，而是撞毀在成都以東八十公里的稻田裏。所以，他不可能是所謂的“自爆” – 用自己的飛機撞擊稻田，這種死法虧“轟炸之王”想得出來！鄧從凱的座機，就墜落在它的附近。根據這一點，我對此戰的看法是這樣的 – 奧田很可能是在空戰中被27中隊的D-510戰鬥機擊傷，而後試圖帶傷脱離戰場 – 以九六式的巡航速度，它可能堅持了十來分鐘才能飛到墜機地點，如果考慮到發動機受損，可能飛的時間更長。鄧從凱發現了這架負傷逃走的敵機，駕駛他的伊 -15比斯從背後追了上來，用一陣猛烈的掃射打死了奧田機的駕駛員 – 失去控制的奧田機因此才能玩出鉛筆加樹葉式的墜落動作來。但是，因為鄧是從敵機後方進入，這裏正是九六式背部自衞炮塔的射擊範圍，鄧的飛機也同時中彈墜落，於敵同歸於盡。否則，兩機很難這樣湊巧墜落於同一地點。不管當時的細節究竟是怎樣，我們只知道奧田的死對日軍震動很大。

日本海軍航空兵名將入佐俊佳（後來的大鳳號航空部隊指揮官）聽到奧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軍銜章，説道：“我出擊的時候就不帶任何表明身份的東西了，死了，就無名地死掉吧。”是啊，“轟炸之王”的死，實在是不怎麼光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