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義會碑

太監義會碑碑身通高2.64米，寬0.84米，厚0.23米，底座高0.84米，寬0.94米，厚0.42米。 由於該碑長期俯倒於地面，且背面朝天，奇蹟般地躲過歷代戰亂和“文革”浩劫，而且在多次文物普查中，它也多次成為“漏網之魚”。

雨花台發現的這塊“太監義會碑”上有27名太監的名字，來自南京司禮監等“單位”，説明這個“義會”是由27名太監組成的團體，規模較小，而碑的內容為27人的名姓。

通體無剝蝕，碑文字跡清晰。碑首雙鳳欲銜，雲紋作飾，圭首額書豎題陰刻篆書：“皇明”二字：“皇”字長18公分，寬15公分，“明”15公分見方。碑身陽面自右向左橫書“南京司禮監等衙門太監等官義會碑”十五個字，每字約6×4公分，碑文豎行書寫鐫刻楷書分六排，姓氏每字4.5公分見方、名諱桑梓每字3公分見方：第一排王章、王弼、黨存仁、舒忠、趙繼暹等5氏；第2—4排，每排6公，列劉登、趙秀、賀貴、王德、馬龍、張寵、（佚名）、孫相、王守謙、李利、劉尚忠、朱相、劉芳聲、李奉、楊安、劉王、李榮、周元詔等18氏；第5排李國祥、劉進朝、楊奉等3氏；最後一排僅朱有光氏，計列27氏名諱、桑梓。其中順天府人最多，10位；保定府5位；關中4位；西安府2位；河間、真定、南陽、湖廣各1位；無籍貫2位。第12氏可能因故得罪於世，名號俱廢，只知是關中咸陽氏。文字基本可辨，個別字漫浸不清。周邊飾有薄紋，碑身陰面素面，無文無飾。碑座雲紋飛鶴為飾，略有殘缺。

碑身乃青石質，碑座為漢白玉材質。明太監義會碑原俯在地下，背面素面，所以多年沒有注意。後在文物工作者的請求下，請諸多人夫翻過，才現出文字。

太監義會是一個宦官喪葬互助團體，也就是孤苦無依的太監結成互幫互助的組織，在彼此的後事上互相幫助。明宦官劉若愚在《酌中志》記載:“中官(即太監)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墳必僧寺也”。以南京城南郊牛首山鄭和墓為中心的宦官集中安葬地，已考古發掘的太監墓葬有十幾座，這些墓葬，應該就是“太監義會”所建。

明初，南京是首都，永樂以後，又是留都。在南京供職的眾多宦官集資興建寺廟，成立被稱為“唸佛會”的修行組織，分別又冠名為“義會”、“老衣會”等名稱，其實質是喪葬互助團體。

雨花台“太監義會碑”的奇特之處，在於沒有署上刻碑年代，這種做法，也只能是太監所為。因為，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時代，自古留傳下來的任何碑刻都要署上年代。如果不署年號，則會被認為是對皇帝的“大不敬”，可用欺君之罪論處。

唯獨太監這一特殊羣體，懷着變異的心態，觀望整個社會，自認權勢只在皇帝一人之下。碑上不署年號，顯示出他們仗勢欺人、權傾一時的模樣。

大明王朝從1368年建立，至1644年結束，前後將近三百年，要想考證出“太監義會碑”刻於明朝的哪個年代，是件很困難的事，唯一的線索就是27名太監的名號和籍貫。而要想在上萬名太監事蹟中尋找到27名太監的蹤跡，更是大海撈針。

北京圖書館編有《北京圖書館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一書。在《彙編》第五十七冊中，記載了明萬曆年間喬應春撰《新建護國報恩千佛寺寶像碑記》，在碑陰列出宦官姓名共四十排，共計八百三十七名宦官，這是一次全國大規模的宦官集體募捐寺院行動。眾多的不知名中小型宦官都參與了千佛寺寶像落成捐施活動。在第十三排中發現南京義會碑27名太監之一劉進朝的名字，在二十四排發現27名太監中的孫相，在三十一排中又發現碑上王弼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斷，這27 名太監是明代萬曆年間的人，“太監義會碑”自然也就是明萬曆年間的產物。

台灣成功大學陳玉女教授曾經給筆者寄贈《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一書。該書中記錄了藏於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明萬曆二十七年四月立的《唸佛眾賢名目》碑刻拓片，拓片中刻有近約一百六十七位宦官參與“唸佛會”，在第二排名單中又尋找到27名太監之一的李奉。由此，更加進一步證明了雨花台“太監義會碑”出自萬曆年間。

與南京現存的眾多古碑相比，雨花台太監義會碑似乎沒有記錄下任何有價值的歷史信息，但藴含的歷史深意卻是很多古碑無法比擬的。

太監，這一中國封建王朝的特殊羣體，組成“義會”，用其扭曲變態的特殊思維，立了這樣一塊石碑。強調姓名和籍貫，他們想借此流芳百世，但留下的卻是殘缺的這羣人的無奈和辛酸。 雨花台太監義會碑是南京僅存的唯一一處明代太監義會碑刻，因此尤為珍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