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慘案

太河慘案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和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提出“限共、防共、溶共”方針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和反共健將秦啓榮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王尚志及其所部是慘案的製造者。

沈鴻烈自1938年1月出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後，從魯西到魯北即一路干擾和破壞國共合作，積極推行反共方針。1939年初進入魯南山區後，更是亦步亦趨地執行國民黨中央積極反共的政策。先是拋出所謂“山東省政府之八大政策”，強調“統一軍政軍令”和餉款給養，隻字不提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堂而皇之地限制和排擠中共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繼而於2月5日至7日，在魯村召集魯南軍政會議，系統提出“統一劃分防線”、“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軍不幹政”、“給養糧秣，統籌統支”等種種規定。這次會議，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沈鴻烈在山東貫徹和推行國民黨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行動，對太河慘案的發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秦啓榮，山東鄒縣人（今鄒城市），1929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1930年至1937年先後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經理幹事、組織科主任、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等職。1937年日軍侵佔平津、河北後，秦啓榮奉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之命，在魯北組織地方武裝，先任魯北遊擊司令，復改任冀魯邊區遊擊司令。11月，日軍南進，秦啓榮將其司令部南撤至滋陽（兗州）。1938年1月後改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整編所屬各部為9個梯隊，分駐于山東各地。秦啓榮是一個骨子裏就反共的人。1938年3月間，秦啓榮將司令部移至魯中山區重鎮田黃，佔據萊蕪。此時，在徂徠山起義基礎上建立起的、中共領導的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四支隊一部，也正在萊蕪一帶活動。秦部為把持地方，屢與第四支隊搞摩擦，挑起衝突，時有扣捕、尾追第四支隊人員的事情發生。秦啓榮還指使譚遠村驅逐第四支隊出萊蕪城。為打擊秦部的囂張氣焰，第四支隊決定進行反擊，於1938年3月29日，未發一槍，巧取萊蕪城，俘譚遠村。秦啓榮得知此事後大怒，親率萬餘人，兵發萊蕪。為避免衝突，中共部隊主動撤出萊蕪城，並派王建青、徐子蔚去秦部聯繫談判。王、徐被秦啓榮扣押，拴入馬棚。雙方因之在萊蕪問題上陷入僵局，最終演成4月22日的萊蕪鹿鳴山之戰。此即所謂“萊蕪事件”。“萊蕪事件”是秦啓榮抗戰時期反共的第一次公開表演。沈鴻烈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於1938年6月間，將秦啓榮部的主要活動地區鄒縣、滕縣、曲阜、泗水、淄川、博山、臨朐、泰安、新泰、萊蕪等縣劃為第十二專區，以秦啓榮為專員兼保安司令，1939年2月，又任命其為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從此，沈、秦即結為一體，操縱山東頑固派大肆製造反共摩擦。

王尚志，山東昌邑人，抗戰爆發後，受秦啓榮委派，赴魯北活動，後轉至臨淄一帶組織武裝，被秦委為第二游擊區司令，成為秦啓榮反共的一員得力干將。1938年底1939年初，日軍加強了對膠濟路兩側的進攻，王部南遷安丘，不久，奉秦啓榮之命西移博山地區。1939年3月，王部開至太河流域，設司令部於峨莊，置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大隊於太河鎮。

太河鎮，是位於博山縣城以東30餘公里的一個山區重鎮（現屬淄博市淄川區），也是連接中共領導的山東清河、膠東、魯中三大抗日根據地的交通要道。這裏羣山環抱，地形複雜，進可攻，退可守，是開展游擊戰的好地方。從1938年夏秋起，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和第四支隊即經常在這一帶活動。王尚志部開進此地時，八路軍為避免衝突，顧全國共合作大局，主動撤出。王部遂佔據了太河鎮。 ^[1] 

1939年3月，魯北清河區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62名幹部、戰士，赴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為保證途中安全，第三支隊第十團兩個連約210人組成護送營，由呂乙亭營長帶領，負責護送到山東分局駐地，隨隊赴延安彙報工作的第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為這支隊伍的總指揮。27日，隊伍行進至淄川以東山區時，得知原在這一帶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馮毅之營已撤離，太河鎮已被王尚志部佔據。為避免發生衝突，順利通過太河鎮，總指揮鮑輝事先派人與王尚志部取得聯繫，説明從此路過的意圖，並將槍支人數如實相告。王尚志派人回話，同意借道。但背後裏，王尚志卻秘密召開會議，策劃伏擊這支八路軍隊伍，並由峨莊司令部趕到太河鎮親自部署，設計了假意借道、暗中設伏的陰謀。得到回信後，八路軍南下隊伍於30日晨繼續南進。1939年4月17日《大眾日報》刊登的於平寫的《太河慘案真相》一文，對事件的經過作了以下描述：當我們的隊伍到達夏室的時候，他們百般設法阻止我們前進，又是通知司令部，又是司令不在家，總是想要延緩時間，以便部署其軍事行動。但是我們始終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斷不會下毒手的。因此坦然毫無戒備地繼續前進着。太河到了，圍子上站滿了秦部的士兵，山上也有人在活動着。太河的圍子做得非常堅固，四周都是用石頭砌成的，高約七八尺，村中有一個約兩三丈高的土台子，上邊有許多松樹，村子的西邊是一片白茫茫的淄河沙灘，再西是一座懸崖峭壁的石山，河灘與圍子中間是一條通行的道路。隊伍到達村外，圍子門已緊緊地關閉起來，一個類似副官的人騎着馬跑出來告訴我們：“王司令沒在家，請你們從圍子西邊走吧！”我們聽了這話，知道他們不願意讓我們進村子，我們也不勉強，徑順着圍牆的西邊走去。一座松木小橋，遮住了去路，隊伍漸漸集結在橋頭上了。敵人認為屠殺的時機已到，於是乒！乒！兩槍之後，接着城上的步槍手一齊開始射擊了，手榴彈也不斷地丟下來。可憐我們這些優秀的幹部和英勇的戰士們，處在一個夾道之中而且又沒有戰鬥的準備，因而就遭受了橫暴的摧殘。當敵人開槍射擊以後，政治部鮑主任還繼續喊着不要還槍，但他的話一句未完，炸彈已經打到身邊，許多人就這樣犧牲了。

據有關材料證實，在此次突然襲擊中，三支隊十團三營營長呂乙亭與一戰士當場犧牲，鮑輝等20餘人負傷，除60餘人突圍脱險外，其餘均被俘。

被俘的幹部、戰士被押至太河鎮內一處院子裏，清點人數。王部一位軍官出來訓話，謊稱：“今天的事情是個誤會，今早接到一個情報，説從博山城裏出來四五百人的漢奸隊，朝這個方向來了，等把情況弄清楚就放你們回去。”並先後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三人帶走，於當夜秘密殺害於太河鎮東門外。第二天，又把其餘被俘的人押到王尚志司令部駐地峨莊，逐一登記審訊，把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趙華川等11名連以上幹部和重點懷疑對象，視為“要犯”，交由軍法處繼續審訊。不説，就施以酷刑，先是用棍棒打，後改用六股鐵絲擰成的鐵鞭子抽。鞭子上的鐵絲頭像鈎子一樣，抽在身上，扎進肉裏，鮮血淋漓。就這樣，連續折磨了7個晚上。此時，山東八路軍開始反擊。頑軍裹挾着部分被俘人員東竄臨朐境內，逃至黃山村時，將張林、陳大學、張琴書、徐效禮等5人槍殺於彌河灘上。幾天後的一個雨夜，趙華川趁看守不備，磨斷繩索，越牆逃出。其餘5人下落不明。

總計在此次慘案中，先後有8人在被俘後慘遭殺害，他們是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政治幹事張琴書、石印股股長徐效禮、四連指導員張林、七連指導員陳大學等；多人失蹤，還有部分人強遭遣散。這是秦啓榮、王尚志有預謀地公開攻擊和殘殺共產黨、八路軍幹部的重大事件。

慘案發生後，中共對秦啓榮、王尚志的反共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抗擊。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要進行堅決反擊。17日，張經武、黎玉通電全國，揭露秦啓榮堅決反共、破壞抗戰，製造太河慘案的罪行，呼籲全國主持正義，嚴懲禍首。19日，《大眾日報》發表題為《敵乎？友乎？》的社論，揭露太河慘案真相。

秦、王所為也激起廣大抗日軍民的義憤，就連國民黨內部亦多有責議。“其時，省政府所在之東里店，對其空氣的壓力頗大。不論是黨內、黨外，交相責難”。在此情形下，秦、王等為混淆視聽，大肆散佈太河事件是王部“討逆”，解決“叛軍”李人鳳部。其實，此是一年前舊事。1937年底，日軍侵入魯北時，為組織民眾，保家衞土，臨淄西關小學校長李人鳳與臨淄縣長馮謙光等人在臨淄城成立了一個“青年抗戰人員訓練班”，組織“學生志願軍團”。1938年1月臨淄城淪陷後，縣長馮謙光逃走，李人鳳則以訓練班和學生軍團為基礎拉起一支抗日武裝，暫時使用王尚志部番號，編為王部第三大隊。不久，李人鳳等人因不滿於王尚志所為，率部轉編為山東八路軍第三支隊第十團，並解散了王尚志設在臨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釋之。王部稱此事為“臨淄事變”。太河慘案與此事並無內在聯繫。秦、王宣揚此事不過是藉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的罪行。為打擊秦、王的反動氣焰，4月20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隊（原第八支隊）奉命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王部見勢不妙，東逃臨朐。就在這時，秦啓榮連夜從東里店趕至王尚志臨朐鹿皋駐地，對王尚志的東逃表示極大的憤怒，親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襲擊八路軍悦莊一帶駐地。沈鴻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為團長的所謂“調查團”，一面令王部避駐於吳化文防區。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則對秦啓榮“傳令嘉獎，並記大功一次”；嘉獎王尚志部為“能戰敢為”，發給獎金2萬元。可見他們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太河慘案本身就是在國民黨中央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和沈鴻烈山東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指使下由王尚志部製造的嚴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太河慘案剛平息不久，秦啓榮即於8月間，糾集所部先於萊蕪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駐雪野後方機關，製造了“雪野事件”，繼而於淄河圍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支隊，製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啓榮被抗日軍民斥為“摩擦專家”。 ^[1] 

太河慘案對山東抗戰和反磨擦鬥爭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太河慘案中遭到伏擊的擔負護送任務的兩個連，是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第十團較有戰鬥力的連隊，而該團又是第三支隊的主力團之一。慘案的親歷者馬若在回憶中寫道：“太河慘案的損失是無法用數字計算的。1939年的春天，丟掉了兩個戰鬥力最強的武裝連隊，損失有多大，實在難以估量。”

就反摩擦鬥爭來説，太河慘案前，中共山東黨組織由於缺乏經驗，鬥爭不夠堅決，部分領導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在沈鴻烈進入魯南後，雖然對沈鴻烈的限共防共政策已有察覺，也進行過鬥爭，但缺乏清醒、深刻的認識，仍對沈抱有幻想。1939年2月23日的《山東分局對蘇魯工作的決定》，一面講“由於沈防共的錯誤政策，造成山東抗戰的極大困難與危險”，一面強調堅持“一方面採取各種方式，一方面使沈進步”。當時《大眾日報》發表的關於魯南會議和涉及沈鴻烈的報道及八路軍山東縱隊領導人的訪談，也多是洋溢之詞。太河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對山東問題之處置辦法》中亦指出：“山東方面過去退讓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銀行；未能於省府、縣長西逃時普遍委任自己的縣長；有些已委任的，復接受沈鴻烈命令撤銷；秦啓榮形同漢奸，多次向我進攻，未能給予有效還擊。如上述情形不加改變，山東創建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到挫折的。”這種軟弱的情形也表現在南下隊伍的主要領導者身上。許多親歷者都回憶道，當南下隊伍走到太河附近時，已經明顯覺察到危險，但這支隊伍的總指揮仍然認為“現在搞統一戰線，不會有事”，命令繼續前行。在隊伍陷入包圍、遭到槍擊的情況下，“我軍領導人仍然對國民黨頑固派抱着幻想，不令部隊反擊突圍，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大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們的這些話，沒有阻止住敵人向我們開槍，卻嚴重地束縛了我們的幹部、戰士自衞還擊行動，部隊被頑固派軍隊衝得七零八落。”也有人寫道：“太河慘案本來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件。這次行動的主要指揮者、政治部主任鮑輝同志，受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太深，太相信國民黨，對國民黨缺乏起碼的警惕性。在得知對方是我軍死對頭王尚志後，仍然存在幻想，抱着僥倖心理，還要堅持鑽到王尚志擺好的口袋裏去捱打。在被頑軍包圍後，如果採納呂乙亭營長的意見，採取果斷措施，組織反擊，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可以大大減少損失。但是，在槍林彈雨中，他仍然命令我軍不要打槍，並向敵人乞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政治上簡直幼稚到可笑的程度。”這些話帶有感情色彩，但反映出當時的領導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與正確認識的情形。太河慘案的殘酷現實使人們震驚和憤怒，也教育了中共山東領導人和黨的組織，開始改善和調整鬥爭方針與策略。1939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山東分局的指示中，批評了山東方面以往的軟弱和不足，要求加強反頑鬥爭和政權建設，並指出：“對於一切頑固分子之無理攻擊，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對漢奸分子如秦啓榮，必須堅決消滅之（有計劃的取得必勝），如在政治上、組織上瓦解秦部，在軍事上包圍襲擊解決之。”5月19日，在《關於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對付頑固分子之無理舉動以態度強硬為原則。”但“對東北軍的方針應當是影響其將領，促其政治上的進步與覺悟”。按照中央的指示，5月24日，山東分局作出《關於山東工作方針原則的決定》，指出：我們要改正忽視根據地之錯誤，積極經營戰略基地，並加緊建立專署、縣、區抗日民主政權；積極擴大山東縱隊與地方武裝；鞏固發展地方黨；改正分局及各地對頑固分子的退讓、防守與被動。隨之，山東黨組織全面調整了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採取了爭取魯蘇戰區于學忠部，孤立和打擊以沈鴻烈、秦啓榮為首的頑固派的方針策略。與此同時，徐向前、朱瑞受中央委派率領100多名幹部於1939年6月來到魯中山區，加強山東的領導力量，8月，組建起以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委的八路軍第一縱隊，10月，又將第一縱隊與山東縱隊機關合併為統一的指揮機構。太河慘案事件可以説是中共領導山東抗戰鬥爭策略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太河慘案後，山東國民黨方面也發生了變化。以沈鴻烈為代表的頑固派由以往的“公開聯合，秘密限制”轉變為公開打出反共的旗號，頻繁進攻八路軍，製造事端，摧殘抗日民主政權。1940年7月16日，由徐向前、朱瑞等聯名發出的《八路一縱山縱為沈鴻烈指使部屬進攻八路軍事給蔣介石的通電》即縷述其罪行：“自去歲‘掃蕩’以來，沈主席曾無數次命令魯南各軍進剿職部，曾無數次密令捕殺共產黨員，曾密令各地封鎖職軍給養，曾嗾使督導團破壞民眾團體，更曾密令對八路軍及共產黨‘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以致自去年6月至11月中，職軍被進攻達90餘次，被殺共產黨員及職部軍人達1350餘人，扣去人員達812人，繳去槍械達2057支，對職部軍人家屬之燒房、罰款、污辱，擄掠資財更不勝計。自去年11月至本年現在止，職部所受損害更倍於往昔。”儘管如此，由於中共山東黨組織採取了正確的策略，鬥爭堅決，山東抗日根據地仍然保持了健康、快速的發展態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