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城遺址

唐朝時期，在洱海周邊，散居着6個酋邦，稱為“六召”，發源於巍山的蒙舍詔，因地處南方，又被稱作南詔，蒙舍詔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六召後，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遷至太和城（太和城遺址） ^[2]  。

天寶六年（747年），在太和城內增築金剛城 ^[2]  。

大曆元年（766年），南詔王閣羅鳳建南詔德化碑 ^[2]  。

大曆十四年（779年），南詔遷都到羊苴咩城，太和城結束了作為都城的使命 ^[2]  。

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二十九年（1938年-1940年）間，原中央博物院對太和城遺址進行了野外考古調查 ^[3]  。

1964年，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對太和城遺址再次進行調查勘測 ^[3]  。

1997年，雲南考古研究所對太和城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 ^[3]  。

2005年，配合214國道大鳳段擴建，雲南考古研究所對太和城遺址南北城牆東段局部進行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300平方米 ^[3]  。

2015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大理州、大理市兩級文物管理所在太和城遺址勘探中發現的太和城遺址2號建築遺存、3號建築遺存 ^[5]  。

2016年11月中旬—2017年1月下旬，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大理州、大理市兩級文物管理所對太和城遺址2號建築遺存、3號建築遺存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2000平方米，其中2號建築遺存發掘面積約1100平方米，3號建築遺存發掘面積約900平方米 ^[5]  。

太和城遺址分內城、皇城及外城3部分，內城有半圓形甕城，德化碑前的古道為城內的南北大街，皇城、外城的建築為石壘築成，金剛城內宮室的建築以木料為主；外城南北城牆東段牆體主要用黑色淤泥摻加砂石等夯築、有黃色細沙夯築的牆基及基槽、牆體內外兩側有擋牆柱等 ^[3]  。金剛城遺址，在太和城遺山頂，是太和城內的一個小城，平面呈不規則的圓形，和太和城北城牆西端相連結，位於佛頂峯上，用土夯築而成。修築時，恰逢唐朝賜南詔《金剛經》，所以取名為“金剛城”，是當年南詔的避暑宮，金剛城遺址僅存有一座土台 ^[2]  。

太和城遺址出土有數量較多的瓦片（包括有字瓦）、釉陶磚等遺物。在6號探溝內，發現有大面積的鋪地磚分佈，揭露出的鋪地磚範圍長14米，寬1.6米，鋪地磚為青灰色無釉磚，磚長33.5、寬17、厚5釐米。在鋪地磚旁還發現有石柱礎，石柱礎以整塊方石構成，中間有榫孔，邊長77釐米至80釐米，榫孔直徑10釐米。柱礎間距4.9米。與柱礎及鋪地磚齊平的地面為較為堅硬的活動面，活動面及鋪地磚上有一層瓦礫堆積，發現有少量的有字瓦 ^[3]  。

在8號探溝內清理出多條石砌建築基礎。建築基礎採用石塊壘砌規整，部分基礎採用直徑十餘釐米的卵石整齊鋪墊，似為散水設施。石砌建築基礎上覆蓋有較厚的磚瓦堆積，除發現有青磚及釉陶磚外，還發現有大量的瓦當，瓦當種類豐富，有云紋、獸面紋、蓮花紋、法輪紋等，也有少量滴水發現 ^[3]  。

在4號、10號等多個探溝內發現有紅衣陶片，從器型上判斷，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存，當時的太和城應該就是建於次時期的遺存之上 ^[3]  。

太和城遺址2號建築遺存發掘區中南部南詔時期堆積層之下發現1處青銅時代的殘圓形建築石牆基遺蹟，在附近的同一地層中出土青銅鉞、青銅鏃等各1件；3號建築遺存出土有漢晉時期紋飾殘墓磚2塊、南詔有字殘瓦338片、南詔殘花紋磚7塊、殘方磚21塊、殘綠釉磚2塊、殘陶鴟吻10件、殘紅砂石佛首1件、完整青銅鎏金楊枝觀音立像1件、青銅金剛杵1件、殘綠釉陶瓶2件、殘綠釉陶碗1件、殘黃釉陶盞1件、殘灰陶盞1件、貼金箔夾砂陶片4小塊、開元通寶2件、殘滴水16件、殘瓦當24件等 ^[5]  。

南詔德化碑，立在太和城遺址德化碑亭內，碑高3.02米，寬2.27米，厚0.58米。青石質，正書，碑文記載了南詔政權建立初期，統一五詔、南詔和唐朝密切聯繫及雙方交惡的經過，雙方三次兵戎相見，最後歸附吐蕃，和築拓東城（昆明市）、設置官制等史蹟 ^[1]  。

在大理州博物館內，收藏了大量展示大理南詔歷史文化的資料，太和城在大理整個發展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2]  。太和城遺址3號建築遺存的1號房址被包含有南詔有字瓦的瓦礫堆積層覆蓋，故其時代應為南詔時期。從打破1號房址的同一灰坑內出土遺物有殘石佛首、青銅鎏金楊枝觀音立像及青銅金剛杵等來看，1號房址為宗教建築的可能性較大。發掘揭露出的房與房之間無牆相隔、正房與廂房通透相連的1號房址大型建築遺存為研究南詔時期的建築提供了考古資料。太和城遺址為研究南詔的形成、社會制度、雲南各民族的關係、南與唐王朝和吐善的關係，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文獻資料 ^[5]  。

1961年3月4日，太和城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  。

20世紀80年代開始，太和城遺址由大理市文管所保護和管理 ^[2]  。

2009年，大理人民作政府開始太和城遺址公園的總體保護規劃 ^[2]  。

2013年6月，太和城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十二五”時期大遺址保護項目庫 ^[3]  。

2014年6月，雲南考古研究所編制的《太和城遺址的考古工作計劃》（2014-2018年）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准；12月5日，按照考古工作計劃，雲南考古研究正式啓動太和城遺址的考古工作 ^[3]  。

2016年10月，國家文物局編制引發了《大遺址保護“十三五”專項規劃》，太和城遺址被列入“十三五”時期大遺址 ^[6]  。

2021年10月12日，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7] 

2023年3月5日，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大理州合作共建的“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和城遺址考古工作站”，在大理太和城遺址南詔德化碑公園正式掛牌成立 ^[8]  。

南詔是中國唐代西南邊疆的一個地方王國，唐王朝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冊封蒙舍詔首領皮邏閣為雲南王，南詔政權由此建立，其管轄範圍包括今日雲南全境及貴州、四川兩省與雲南相鄰的區域，西、南亦到今天越南、老撾、緬甸等3國與雲南接壤的部分區域。南詔時期，佛教（密宗）傳入南詔，逐漸成為南詔統治者推崇的國教，是南詔國最盛行的宗教。這一時期統治者大建寺廟，鑄造佛像，佛教成了南詔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工具 ^[5]  。

唐朝與南詔的2次戰爭，都發生在唐玄宗天保年間，史稱“天寶戰爭”。2次天寶戰爭發生時，太和城都是南詔的都城。天寶戰爭，雖然南詔取勝，但閣邏鳳認為：“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這段“德化碑”裏的話説明閣邏鳳仍顧念南詔與唐朝的臣屬關係。於是，他派人“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舊恩”。這就是在下關城區天寶街南側的“大唐天寶戰士冢”，也稱萬人冢。天寶之戰後，閣邏鳳統一了整個雲南，南詔逐漸成為世人矚目的政權。閣邏鳳令人撰文，詳述天寶戰爭的原因、經過，並着重言明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將其刻製成巨碑，於唐大曆元年（766年）立於王宮門外。大曆十四年（779年），南詔王閣羅鳳卒，南詔遷都至羊苴咩城，太和城完成了40年作為南詔心臟的使命，變成一座百姓安居樂業的普通城池 ^[2]  。

太和城遺址位於雲南省大理市下關鎮太和村，地處下關（南詔時期的龍尾關）至大理之間的蒼山佛頂峯麓，南距下關6千米，北與大理古城相隔7千米。這裏是大理壩子中蒼山與洱海之間陸地距離較短的咽喉要地，是由龍尾關進入大理古城的要道 ^[1]  。

大理白族自治州—六合巷—蒼山路—人民北路—214國道—太和城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