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時代

伊迪絲·華頓1862年出生於紐約一個富貴之家，幼年隨父母旅居歐洲，11歲時回到美國。她在家庭教師指導下接受教育，自幼受歐洲文化的濡染。伊迪絲少年時代便酷愛文學，在父親的圖書室裏閲讀了大量古典文學名著，很早就開始寫詩，以後又練習寫短篇小説。

1885年她與門當户對的波士頓紳士愛德華·華頓結婚。婚後一度中斷了寫作。但她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她1907年移居法國，1913年與丈夫離婚，後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創作。

伊迪絲·華頓與旅居歐洲的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對她的小説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迪絲積極投入社會救濟活動，並因此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

1899年，伊迪絲·華頓37歲時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説集《高尚的嗜好》，從此她進入小説創作的豐收時期，幾乎每年都有作品問世。1902年她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抉擇之谷》屬歷史題材，描寫一位意大利貴族青年的經歷與悲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8世紀意大利的社會生活。1903年她出版的中篇小説《聖殿》沒引起多大反響，但1905年她發表的《歡樂之家》卻為她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使她真正進入美國優秀小説家的行列。小説以紐約上流社會為背景，描寫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在追求理想婚姻的過程中受盡上流社會的奚落與排斥，最終被迫害致死的悲劇，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

1907年她發表的中篇小説《特萊梅夫人》與後來發表的《暗礁》（1912）和《鄉土風俗》（1913）都以法國為背景，表現婚嫁法國的美國女性在兩種文化與倫理傳統衝突中所經歷的矛盾與痛苦。1911年她發表的中篇小説《伊坦·弗洛美》一反華頓小説創作中一貫採用的上流社會背景，第一次直接地描繪下層社會的生活與複雜的感情世界。作品描寫一位破產農場主與女傭的愛情悲劇，出版後反響強烈，被認為是華頓寫得最好的悲劇故事，後來被改編為戲劇。

1917年她發表的《夏》為其姊妹篇，表現出更直接的現實主義批判意識。華領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説《馬恩河》（1918）與《戰地英雄》（1923）因給予戰爭過分的肯定而遭到評論界的批評。1920年她發表的《天真時代》是華頓戰後最重要的長篇小説，代表了她小説創作的高峯，該書受到高度評價，1921年她獲普利策小説獎。

20年代以後，華頓進入創作的後期。這時期較重要的長篇小説《月亮的隱現》（1922）及中篇小説集《老紐約》（1924）反映了19世紀40—70年代紐約上流社會的生活。華頓另外還著有短篇小説集多部，文學論集《小説創作》（1925）和自傳《回顧》（1934）。她1937年8月病逝於巴黎。

《天真時代》的主要情節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紐約上流社會。那是伊迪絲度過童年與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兒長大成人，進入社交界，訂婚又解除婚約，最後嫁給波士頓的愛德華·華頓，並度過了婚後的最初幾年。時隔40年後，作為小説家的她回顧養育過她也束縛過她的那個社會，她的感情是複雜的，既有親切的眷戀，又有清醒的針砭。

作家把那個時代的紐約上流社會比作一個小小的金字塔，它又尖又滑，很難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處在塔頂，真正有貴族血統的只有二三户人家：華盛頓廣場的達戈內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範德盧頓先生是第一任荷蘭總督的嫡孫，他家曾與法國和英國的幾家貴族聯姻；還有與德格拉斯伯爵聯姻的拉寧一家。他們是上流社會的最高階層，但顯然已處於日薄西山的衰敗階段。上流社會的中堅力量是以明戈特家族、紐蘭家族、奇弗斯家族為代表的名門望族，他們的祖輩都是來自英國或荷蘭的富商，早年在殖民地發跡，成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比如紐蘭·阿切爾的一位曾外祖父曾參與過獨立宣言的簽署，還有一位曾在華盛頓部下任將軍。正如阿切爾太太所説的，“紐約從來就是個商業社會”，佔支配地位的是這些殷實的富商。處於金字塔底部的是富有卻不顯貴的人們，他們多數是內戰之後崛起的新富，憑藉雄厚的財力，通過聯姻而躋身上流社會。

伊迪絲·華頓的小説題材廣泛，她尤其以描寫美國上流社會的世態風俗而見長。作家對美國南北戰爭引發的時代變遷與社會新舊價值的交替極為敏感，新興資產階級大刀闊斧地闖入保守衰敗的貴族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社會階級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迅速解體與重新組合，這些都在華頓的作品中得到了較充分的表現。她善於用雋永的語言和細密的文筆把事件、人物及人物的心理活動刻畫得栩栩如生。由於她刻意追求細膩地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被評論家譽為心理現實主義小説的代表。

在這個以家世論尊卑、以門第排座次的上流社會里有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利葉斯·博福特。他沒有高貴的血統，卻有紐約第一流的住宅，有顯貴們尚且沒有的家庭舞廳。他家的舞會成為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他家宴會上的美酒佳餚也有擋不住的誘惑。儘管人們對他的身世與行為還有種種議論和非難，但博福特這位暴發户的代表已經憑藉財富叩開了上流社會的大門，並迅速在其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與明戈特家族為代表的舊富們平分秋色了。

不難看出，這個金字塔型的上流社會實際上分成兩股勢力，一股是因襲的貴族資產階級，一股是南北戰爭後迅速暴發的新興資產階級。這兩種勢力的衝突與融合正反映了內戰之後美國社會的時代特徵。儘管博福特這樣的新富已經為上流社會所接受，但他們的地位還不穩固，以博福特命運的沉浮作為小説情節的輔線貫穿全書始終，作者正是藉此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當時美國社會的風俗畫。

如果説，貴族資產階級在財富上已經受到挑戰，那麼，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支配地位還是堅不可摧的。紐約社會是一台威力強大的機器，維繫這台機器運轉、將人們的行為束縛於固有模式的，是不可動搖的傳統與習俗。人們的穿着打扮、言談舉上都要講究“得體”，晚餐後什麼時間出門訪客、聽歌劇什麼時間到場、禮服的翻領上別什麼花，甚至男士梳何種髮型，女士從巴黎訂做的時裝要放多久才穿——這一切都有一定的成規。而在這些繁文縟節的背後，卻是上流社會的價值取向與道德標準。任何人違背了它的原則與規範，都將受到上流社會一致的譴責與唾棄。博福特違背了經商的原則而被逐出上流社會，小説主人公阿切爾與奧蘭斯卡的愛情也因觸犯紐約社會的道德規範而流於破滅。

紐蘭·阿切爾出身於正宗的上流家庭，他在不可動搖的傳統習俗中長大，循規蹈矩地過着有閒階級的平靜生活，他與大家閨秀梅·韋蘭的婚事也稱得上金玉良緣。然而這位年輕紳士與他的同類稍有不同，他喜歡讀書，喜歡思考，並且見過更多的世面。因而他對於傳統習俗的束縛與壓抑有較深的感受，對墨守成規的枯燥生活不時產生一種反感。於是，當煥發着自由精神的埃倫·奧蘭斯卡出現在紐約上流社會時，他被她深深吸引，並由同情進而產生了愛慕。奧蘭斯卡也因他的真誠相助而對他傾心。然而，面對威力強大的社會傳統習俗，他們的愛情註定逃脱不了悲劇的結局。

從表面上看，梅是他們實現愛情理想的障礙，是工於心計的梅使他們的愛情流於破滅：當他們第一次表露愛慕之情時，梅發來的提前舉行婚禮的電報阻斷了他們相愛的可能；時隔兩年後，當他們舊情復萌，阿切爾打算孤注一擲與奧蘭斯卡私奔的時候，又是梅悄悄告訴奧蘭斯卡自己懷孕的消息，使埃倫毅然斷絕了與阿切爾的感情瓜葛。然而實際上，將阿切爾與奧蘭斯卡決然分開的是那個視“體面”為最高原則、“害怕醜聞甚於害怕疾病”的紐約上流社會。以捍衞家族名譽著稱的明戈特家族對埃倫的婚姻不幸不僅沒有絲毫同情，反而採取種種措施阻撓她的離婚請求。先是勸説，進而用經濟手段相威脅，斷絕對她的補貼，最後竟絕情地將她“從家族中除名”——逼迫她離開紐約。跟博福特一樣，埃倫·奧蘭斯卡也被逐出了紐約上流社會。造成阿切爾與奧蘭斯卡愛情悲劇結局的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們自己內心的道德障礙。埃倫在追求個人幸福時一直顧慮到會對他人帶來的傷害，她一直在“對他們自己的忠誠與對他人的公正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最後毅然選擇了自我犧牲的道路。這是埃倫·奧蘭斯卡性格中最為感人的一面。在她身上也體現了作家的道德理想：以“良知”剋制感情，從而回避矛盾。

與奧蘭斯卡相比，阿切爾性格軟弱的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儘管他對傳統習俗深惡痛絕，對上流社會的倫理道德有尖鋭的批判，然而他的叛逆與反抗只侷限於他的內心世界。在冷峻的現實面前，他卻是個地道的懦夫。他沒有勇氣提出與梅解除婚約，甚至不敢公開對萊特布賴的觀點表示異議。在“歡送”埃倫的宴會上，儘管他意識到那是老紐約“殺人不見血”的陰謀，他卻無可奈何地任人擺佈。小説的尾聲告訴我們，埃倫離去之後不久，阿切爾便向命運妥協、隨波逐流了。他當上紐約的好市民，成了一位忠誠的丈夫。26年後的他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畢竟，舊的生活方式有其好的一面，而新秩序也有好的一面。”這句話無疑也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伊迪絲·華頓對那個養育了她的老紐約有着“斬不斷，理還亂”的情愫。

《天真時代》被認為是伊迪絲·華頓結構技巧最為完美的一部小説。作家從自己親身經歷與熟悉的環境中提煉素材，塑造人物，將作品題材根置於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中。尤其通過博福特命運浮沉這一線索與主人公愛情悲劇的主線相互映襯，使一個看似尋常的愛情故事具備了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會行為、着力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嘗試無疑是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發展。而這一切使《天真時代》成為一部經久不衰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