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情

作品通過西安植物園實習研究員秦官屬文革中的坎坷遭遇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艱難處境，批判極“左”路線及其流毒，刻畫了一位深深紮根於人民羣眾之中的知識分子的動人形象。秦官屬自1961年起研究楊樹種的優選課題，文革中她的科研課題被否定，本人遭到多次批鬥，又被派去搞野生藥物馴化。她不顧學非所用、業務生疏，扔下小家庭，整年整月奔波于山溝裏，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她仍然嚮往着研究楊樹選種這一富有實用價值的課題。但是，有關領導出於成見，一再對她加以壓制 ^[8]  。

20世紀70年代初，西安植物園秦官屬助理研究員在洛南縣開展了丹蔘野生變家種的研究工作。經過10年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果，實現了種子繁殖、人工種植和品種純化三大目標。至此，商洛丹蔘的人工栽培在全國聲名大振。1978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期間，黃宗英將秦官屬將從事科研的坎坷經歷和艱苦努力的事蹟寫成報告文學《大雁情》 ^[6]  。

《大雁情》描寫了遭受非議的植物園科學家秦官屬為科學事業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和正直、剛強的品格，並通過她的遭遇，進而直面當時中年知識分子面臨的嚴峻現實 ^[9]  。

《大雁情》在剪裁與結構方面使主題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設計小標題的藝術。乍一看四個小標題同是一個字，似乎平常，可是作者精心地將其用不同的標點符號區別開來，頓使之平中見奇，猶如畫龍點晴。不僅高度地概活了各部分的內容，而且恰到好處地反映了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繫。既新穎別緻，簡潔鮮明，又含意深長，耐人品味。

該作品從“我”和“她”的結識入手，由“她”謝絕採訪給人造成懸念，使人迫切得知其中端倪。可是接下作者卻沒有急於從正面去寫這些，而是寫植物園領導對“她”出人預料的評價，給人帶來新的疑問：既然這樣，“她”怎能成為“去北京的代表呢？前波未平，後浪又起，懸念疑團接踵而來，這就使讀者更加急於知道“她”究竟怎樣。正面寫“她”的經歷、境遇蓄足了勢。後邊一瀉而下式地解決一連串的疑問。

秦官屬的工作情況、思想品德和曲折經歷，是由第三部分集中表現的。作者以較為精當的選材、較為精巧的調配，使得內容豐富卻用筆經濟，收到了充分表現的效果。作者先着眼於面，在別人的介紹下，抓住“三張圖”，總覽全縣藥材種植在老秦指導下的變化，然後由面到點，以謝底大隊藥材種植的繁榮發展為全縣縮影，讚揚了老秦的幹勁和精神。寫面時突出了一個“聞”字，寫點時突出了一個“見”字，使點面結合，見聞相映。寫完工作，作者筆鋒一轉，藉助“她”向作者介紹遠志草的特點，巧妙地插敍了“她”的成長經歷和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心靈上的創傷。

作者對材料的剪裁沒有侷限在主人公的先進事蹟上，而是以主人公的典型事蹟為中心，向與其有聯繫的周圍環境輻射，以“稱”畝採寫順序為線索，技“我”的採寫需要來調度她的材料，使其以邏輯次序向“我”靠攏。既注重正面材料，又不忽視反面材料。以主題的需要為衡量尺度定取捨，在對比襯托中見主題，以前呼後應相聯繫，使豐富的內容有條不紊，波瀾起伏。 ^[2] 

《大雁情》顯著的特色是成功地運用了抒情和議論，使之和描述融為一體，情理相生。既生動形象，又耐人思索，有一種強烈評述性，不僅獲得了動之以情的感染效果，而且達到了曉之以理的啓發目的。如“我”到西安植物園後，觸景生情，撫今追昔的一段文字，其中有對幾千年文明史的回顧，有對植物園荒涼景象的描述，有發自肺腑的感嘆，有驕傲自豪，有痛心惋惜，有幽默感嘆，有鞭策諸問，字裏行間激情橫溢。真是景、情、理三者達到了高度統一。

當聽完老秦介紹遠志草的生長習性和特點之後，作者緊扣遠志特點，託物言志，以遠志頑強的生命力喻大多數知識分子，熱烈讚揚了他們的堅強性格。當老秦對“我”的傾心談訴結束之後，作者偶然聯繫洛南山區的地方特點，想到了《山海經》中關於倉頡曾在這裏山中造字，驚鬼怒神，潑油縱火、頹山裂石留得一片烏焦的傳説。並以此自然聯繫到林彪、“四人幫”毀滅文化的所作所為。然後借題發揮、冷諷熱嘲，使人讀着酣暢淋漓、心中倍覺痛快，同時又在譏笑中悟出一個深刻的哲理：歷史無阻擋，文化不可毀。更為精巧的是，作者借“我”翻閲植物學書籍、做閲讀摘記的形式，來了個類比推理式的議論，直接將老秦的成長和政治營養，從植物生理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對照，深入淺出，使人耳目一新。最後，作者又別出心裁地借大雁之口，對老秦所受的責難發表議論：“呃——這種情況很熟悉嘛，很熟悉。我們從北方飛到南方從南方飛到北方，常常碰到”。很自然地揭示了這種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大雁情》抒情和議論的妙用還不止這些，每處都起到了自然得體的點化作用。這些抒情議論是作者的感慨，是人物的心聲，也是讀者的感受，很好地交流了作者、人物、讀者之間的感情，使之產生共鳴。一這些抒情議論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聯想深遠。無論是評説西安古今滄桑，還是聯繫倉頡造字的傳説，還是讚美遠志，都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在對比中明理，即以秦官屬而論，又不只限於此。同時作者還注重詰問的修辭手法在議論中的運用，使言語氣勢鏗鏘有力，耐人尋味。《大雁情》的抒情議論之所以能使人產生強烈的共鳴感，與作者採用第一人稱的敍述方法是分不開的。她充分發揮了第一人稱便於直接表現自己的見聞，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提出自己的看法的長處，使讀者如身臨其境，激昂振奮。與抒情議論相得益彰的是《大雁情》充滿詩情畫意的描述。時而是寫意素描，時而是豔彩工筆。這種藉助視覺藝術的直觀特點來加強文字表現力的造詣，大概與作者由影壇走上文壇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即就是概括性敍述，也能給人一種優美清新的意境。

《大雁情》的語言清新明快，卻又鏗鏘有聲，平易自如。時而舒緩，時而激越，有時還點綴些幽默。剛柔並蓄，妙趣橫生。 ^[2] 

《大雁情》曾被選入《大學語文》教材 ^[6]  。曾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助理文學獎 ^[7]  。

1981年，《大雁情》獲得1977-1980年中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3]  。

《大雁情》最初發表於1979年第1期《十月》，1979年11月3日《光明日報》轉載了該作品；後收入《黃宗英文集》中 ^[4]  。

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2020年12月14日），出生於北京市；中國當代女演員、作家、編劇。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41年黃宗英開始從事演藝，曾先後在上海職業劇團、同華劇社、北平南北劇社、上海崑崙影業公司任演員。主要作品有《追》《家》《幸福狂想曲》《麗人行》《烏鴉與麻雀》《聶耳》《花轎淚》等。她因在電影《家》中飾演的梅表姐而家喻户曉。著有報告文學《特別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沒有云》《沒有一片樹葉》，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書窗》等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