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

電影《聶耳》精彩劇照集錦(13張)

1930年，19歲的聶耳為了逃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迫害，離開了雲南家鄉，來到上海一家商號做小夥計。當年冬天，商號倒閉，聶耳失業。

聶耳富有音樂天才，彈得一手好琴，但這也無濟於事，他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在一個歌舞班當了一名琴師。聶耳在昆明的同學鄭雷電來找他，鼓勵他投身羣眾鬥爭的行列中去，使生活發出風雲雷電的光芒。從此，聶耳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內容。他堅持自學，嚴格要求自己。在一次上海工人為賑濟16省水災難民的募捐演出晚會上，聶耳與黨的地下工作者蘇平結識，蘇平介紹他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北瀋陽，翌年又發動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勇抵抗，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聶耳鼓動歌舞班子到閘北去做慰問演出，但抗敵將士們對他們演出的“桃花江”等歌舞節目十分厭惡。內疚的聶耳唱起了《馬賽曲》，到前線的藝術家感嘆地説，要是有中國自己的馬賽曲就好了。聶耳把此事記在了心中。有感於民族災難的深重，黃色歌舞班子的沒落，聶耳毅然離去，緊握着音樂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又一年秋天，聶耳在北平參加了文藝界聯合大匯演，演出到一半，活動就被反動派禁止了。聶耳領頭唱起了“國際歌”，羣眾齊聲響應，用臂膀拉起了人牆，掩護着演員安然離去。不久後，聶耳、蘇平要調回到上海工作，他們登上萬里長城，極目四望，羣山白雲，烽火狼煙，東北淪陷，華北危急，慷慨悲歌之情在胸中燃燒。聶耳的心底裏匯成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莊嚴旋律。回到上海，聶耳冒着生命危險，開展了音樂創作活動。他來到碼頭工人中間，體驗生活，創作了《揚子江暴風雨》中的組曲，並扮演了老王，受到工人羣眾的歡迎。

不久後，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士。他創作的歌曲如滾滾洪流，一瀉千里，《大路》、《開路先鋒》、《新女性》、《畢業歌》、《賣報歌》和《塞外村女》等，給予反動派以沉重的打擊，成為人民強有力的戰鬥武器。黨決定派聶耳到蘇聯深造，臨行前他滿懷激情為田漢的詞譜曲，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反抗侵略、爭取自由的號角和武器，激勵和鼓舞中國人民奮勇前進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3-4]  [5-7]} 

1949年7月17日，上海為紀念聶耳逝世十四週年舉行紀念大會。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的於伶回憶起與聶耳共事的情景，感慨萬千，下決心要寫一部作品，紀念聶耳，反映共產黨在白區文化藝術戰線上領導的羣眾運動。他的想法得了夏衍和田漢的支持 ^[10]  。

1955年，組織批准於伶半脱產進行創作。於伶馬上準備寫作電影劇本《聶耳》。夏衍曾在報上刊登啓於徵集有關聶耳的資料，還專門抽調工作人員幫助於伶走訪有關人員、召開座談會。為了寫作，於伶更找出自己收藏的聶耳日記。但是，剛要動筆，於伶的慢性肝炎加重，病情幾度反覆。過了兩三年，他蒐集到的文字和照片資料將近三百件，劇本卻還沒有動工。1958年，於伶把《聶耳》的創作列入三年創作規劃，但他又病倒了。當年年底，文化部下達組織創作國慶十週年“獻禮片”的任務，上海方面決定投拍《聶耳》作為獻禮片。為加快進度，應於伶要求，製片廠邀請孟波、鄭君裏一起參加創作。他們組成創作小組，於伶確定創作意圖，對劇本的主題思想、歷史背景、人物事件、藝術處理提出初步意見，三人討論後再寫成分場提綱。劇本初稿完成後，分別聽取中央和上海宣傳文化部門及音樂戲劇電影界領導的意見，幾經修改後才定稿 ^[10]  。

由於攝製組的演職員多為聶耳生前好友或同時代的人，對當時社會生活基本熟悉，所以導演鄭君裏在做案頭準備階段，採取由下而上、集思廣益的做法，從研究劇本到分析角色都與主創人員一起切磋。大家一面回憶，分享生活體驗，一面排演。在開拍後，鄭君裏還創造出“黑板法”，當遇到大家對一個場景有許多意見時，就請場記把不同處理方案寫在黑板上，讓大家比較、選擇。在他帶動下，攝影、美術、音樂等部門也紛紛把自己的設計釘在牆上，聽取意見 ^[10]  。

當鄭君裏提出由聶耳的好友趙丹扮演聶耳時，很多人是反對的，因為聶耳去世時僅23歲，而影片籌備時趙丹已經46歲了，況且二人的形象都是觀眾所熟悉的，由他來扮演聶耳，觀眾未必認可。為了説服大家，經與鄭君裏商量，趙丹搞了一個突然襲擊：在攝影組開會時，他突然以短髮、麂皮夾克、工裝褲加跑鞋的形象出現，指揮眾人唱《賣報歌》。他的表現一下子就打消了人們的顧慮 ^[9]  。

為了克服趙丹與角色之間年齡的差距，攝製組一開始採取塑形化妝的方法，試圖從造型上彌補年齡差，給他塑上單眼皮、獅型鼻。但弄巧成拙，不但外形不逼真，趙丹表演時也感到受到束縛。此時，他受自己在黃山寫生的經驗教訓的啓發，放棄追求在外形在酷似年輕的聶耳，而是從“神似”入手，在角色的精神狀態上下功夫。他一方面回想與聶耳共同工作、生活的情景，用聶耳的思想感情去感受生活、培養自信，一方面注意觀察周圍的年輕人的舉止言行，培養自己朝氣、活潑的神態；同時，他還每天堅持跑步、蹦跳，加快行動節奏，有意識地從外到內改變自己的神形心態，連他的女兒都覺得他變年輕了 ^[10]  。

在最初的攝影構思中，黃紹芬從“白色恐怖”去理解，以一般處理敵我鬥爭環境的方法來醖釀基調，想以昏暗、沉悶為基調。後來經過深入研究，與導演等其他創作人員討論後，他決定放棄最初的設計，而確定了藉助色彩以明朗有力、對比鮮明作為影片的攝影基調 ^[12]  。

該片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影片。該片不是着重去描寫聶耳個人，而是從革命鬥爭發展過程中描寫了聶耳的創作事業和他的成長，使觀眾對於這個在羣眾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戰士獲得了正確的理解。該片也正確處理了革命文化部鬥爭與整個革命鬥爭的關係 ^[4]  。（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呂驥評）

該片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時代感，濃厚的時代感，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的時代特徵。影片創作本身也有很多長，它運用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對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都掌握得很好。從某種意義上，該片是很大膽的，它並不是把聶耳的生活平鋪直敍一番，拘泥於一些生活的事實，而是從時代的特徵，從民族危機、救亡運動、階級鬥爭之中看聶耳的作用，反映聶耳的革命精神和理想，從而反映了時代的精神。影片對音樂處理得也很好，它不是簡單地把聶耳的歌曲湊在一部片裏，而是通過聶耳的經歷、覺悟的提高，表現他在參加革命鬥爭中發展了他的天才，而且把長期孕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聶耳創作的高潮和結晶。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聶耳的創作道路。可以説，主創人員通過電影對聶耳的音樂給予非常全面、公正、歷史的評價。該片的缺點是片中聶耳表現出的思想深度還不夠，對於聶耳及其夥伴們作為左翼音樂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沒有寫得很好，顯得弱了一些 ^[13]  。（原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