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鑫和尚

大鑫出家前名叫陳見，字宗德，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生於黃岡劉集陳先裏村（今武漢市新洲區陳先裏村）。他7歲發矇，讀了3年私塾後，因家境貧寒，乃輟學拜師學做箍匠手藝。滿師後邊幹箍匠邊佃種了地主的旱地一斗五升，雖起早貪黑，勤扒苦做，但仍難以餬口。於是他看破紅塵，在1912年毅然投黃岡茅店橫山寺依宗法師出家，法名宗授，號大鑫。之後直到1923年他才有機會到武昌洪山寶通禪寺受戒，次年便任該寺庫房的“庫頭”，獲得了住持的信任。

1925年，大鑫為了精進修行，參學於江浙佛法興盛之地，先後住寧波天童寺、揚州高旻寺等名剎。由於他是成年後出家，在禪堂打坐往往雙腿盤不下去。為此，他竟然不顧疼痛，常用大石塊來壓腿，硬是磨練自己適應了跏趺而坐的佛教徒生活。他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記憶力非常好，所學經典幾乎都能背誦。

1927年冬，大鑫回到武昌寶通禪寺任知客，他協助了塵方丈恢復了禪堂坐香制度，領眾參禪，使寶通禪寺刷新了“小金山”的傳統美譽。1929年至1931年，大鑫在寶通禪寺方丈問賢大和尚的支持下順利閉關三年，謝絕外緣，一心念佛，並禮《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從而更加堅定了“將此深心奉塵剎，普度眾生報國恩”的信念。

1932年出關後，大鑫受湖北佛教會會長、武昌正覺律寺方丈曉嵐大和尚的指令，出任武昌三佛閣住持。他上任伊始，便高瞻遠矚，推私為公，在傳真副寺的支持下，將三佛閣長期沿用的子孫規制改成了十方叢林，掛單接眾，同時還將三佛閣正式改名為“三佛講寺”。鑑於以往該寺主趕經懺流弊甚多，他還仿效印光十三祖的靈巖寺宗風，徹底把武昌三佛講寺辦成了六支香、兩堂殿的淨土道場，為此，他深受四眾弟子的擁護。該寺從這時起，清規甚嚴，收徒一律以宗字為名頭，於是，民間有人稱其為“一窩宗”。正是這一窩宗，很快就形成為武漢三鎮僧團中的一支新興力量。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方丈大鑫邀請高僧能海法師蒞臨三佛講寺，舉辦法會開講《仁王護國經》，以滿腔熱情宣揚愛國護教宗旨，當時四眾雲集，會場規模宏大。武漢淪陷後，日本帝國主義要征服國人，要從精神文化上征服，鑑於大鑫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就動員他出來成立中日友好協會，做中日親善團主席，他以沒有文化為由拒絕了，他的舉動受到佛教界和社會有識之士的敬仰和響應，在淪陷的日子裏，武漢佛教界始終保持不與日親善不為他們辦一件事的態度。

抗日戰爭時的武昌，大小几十座寺廟，有些小廟在戰亂中僧人都已出走，幾十座廟宇無人看管，被人破壞和偷盜時有發生。大鑫一邊拒絕參加“中日友好協會”，一邊不顧自身安危領着他的弟子們夜晚到處巡視，照看一些沒有人的寺院，將不牢固或損壞了的鐵鎖全部加鎖，保護着佛教文化和廟宇。抗戰勝利後，他和李書城、沈肇年、葦舫等7人在武昌三佛講寺成立了中國佛教會湖北省分會整理委員會，負責戰後武漢三鎮的廟產登記整理工作。

新中國建立之初，大鑫先後出席了武昌區以及武漢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抗美援朝時，他組織武昌佛教界積極響應巨贊法師與趙樸初等大德的倡議，捐款認購“中國佛教號飛機”。1953年，大鑫當選為湖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配合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召開，大鑫特邀佛教界泰斗虛雲老和尚蒞臨武昌三佛講寺主持盛大的“祈禱世界和平大法會”，這次參會者有一千多人，直接推動和提高了佛教界愛國愛教愛和平的認識和熱情。

當時百廢待興，武漢佛教界一盤散沙，300多所寺廟，4000多名僧人面臨着變革和轉型，對新中國的陌生和對共產黨政策不理解使他們陷於迷茫和惶惑之中。大鑫以其在武漢佛教界的威望，受命於危難之時主持佛教協會工作：為傳承佛教文化和延續佛事活動，他用盡心血保留着寺廟和信教徒；也支持由於各種原因出家的僧尼們還俗併發給路費，讓其返鄉與親人團聚；大小300多所寺廟要合併為14所寺廟，很多僧尼不願離開寺廟，他又四處借錢投資辦廠，讓僧尼們各得其所進行勞動，自食其力。他一方面延續佛教，支持虔誠的佛教弟子繼續佛事活動，一方面要協調寺廟之間關係，協調寺廟與政府民眾關係，協調與社會各方關係。以他的威望奔走各方籌集資金，支持工廠生產和經營，他往來於工廠和寺廟之間，奔走於武漢三鎮，協調着佛教界與各方關係，可謂嘔心瀝血，披肝瀝膽。

1954年防汛，大鑫帶領弟子們出色完成了分配任務，武昌三佛講寺獲得政府頒發的三等紅旗獎。1954年10月19日上午，大鑫作為武漢市佛教界代表，與湖北省主席劉子厚、武漢市代市長王任重等領導一起，陪同印度總理尼赫魯及其女兒英迪拉·甘地等一行9人，參觀訪問了漢口古德寺。

1955年8月，德高望重的大鑫當選為武漢市第一屆佛教協會會長。當時，在全國合作化高潮的推動下，大鑫積極組織僧眾參加生產勞動，他帶頭把三佛講寺的大部分房屋騰出來創辦了裝訂生產合作社。1958年，大鑫為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他不辭辛勞,千方百計把武昌區乃至武漢市的僧眾尼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自救，自食其力，成功辦起了制盒廠、制襪廠、毛巾廠、鞋襯廠、印刷廠、藥用安瓿廠等。

大鑫廉潔奉公，在佛教界享有盛名，他從不沾錢，社會資助、香客居士供奉，全都交給寺院。據慈學法師回憶，他本人吃的是能照鏡子似的稀飯，他為佛教界的事務往來大江兩岸要坐船，他只在寺裏取幾分錢過渡費，不多來1分錢。一次，他唯一的嫡親侄女（早年已過繼給他做女兒）從老家來看望他,希望能為其兒子在城裏工廠謀份工作。大鑫對她意味深長地説：“我是大岐山上一支蠟，我怎能有利己之心？現在國家解放了，新社會是自造人才的好時代，青年人要靠自己去奮鬥才能成為棟樑之才。”幾十年過去了，這句話成為一直激勵着他侄女及後人自強不息與奮鬥成才的精神傳家寶。

1959年7月，大鑫當選為湖北省第一屆佛教協會副會長，同年出任武昌寶通禪寺方丈。在大鑫住持寶通禪寺期間，正逢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他除了發動僧眾開荒種地外，還組織寺裏投資4萬元創辦食用菌生產點。從培養菌種到蘑菇生長、收穫，菇牀由最初的80平方米發展到1800平方米，產品遠銷省內外。當時來寺裏參觀學習食用菌生產技術的先後達385個單位，開現場會10次，辦培訓班9期。新中國的出家僧人實現了由吃蘑菇者到種蘑菇者的轉變一時傳為佳話，大鑫也成為新聞人物。

1961年7月1日,大鑫為歌頌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經他口述,由弟子代筆,寫成了一篇名為《光榮的共產黨，幸福的佛教徒》的文章。1961年10月的一天晚上,他在“糾風會”上因備受無端指責而突然中風，沒有得到及時搶救，次日凌晨不幸圓寂於武昌寶通禪寺，世壽七十有四。弟子們遵照其遺願按佛教禮儀用壽缸裝殮葬於武昌九峯寺左塔院。中國佛教協會以及社會有關方面都送了花圈，印度還送來了黃結餘纏身。為大鑫送葬的隊伍長達數里，《湖北日報》報道了關於他的追悼會盛況。值得欣慰的是，在大鑫法師壽缸上署名的嫡傳徒孫淨慧法師，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正在傳承一代宗師的衣缽，將愛國愛教傳統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