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

後世嘆息北宋滅亡是因為定都在了一個無險可守的汴梁，而當時統治者注重的是汴梁避開了一段輸送險峻的通路：黃河，貨物直接由風平浪靜的運河順利而快捷的抵達東京。南宋定都臨安150年，後人怨他偏安一隅，卻也依靠浙東運河，開闢一個遠洋貿易的大航海時代。元代開通京杭大運河，受益多的是明清兩朝，尤其是明朝“分水濟運”，解決了山東南旺段運河“水脊”的問題之後。清末運河漕運廢止，沿河多處城鎮開始蕭條，但這也是必然，一個強大的機器推動力的時代已經來臨。

將竹子捆綁在船的兩邊，既可以增加船的浮力，也可以在過閘時防止磨擦船幫。一路北上的航船在回途中將竹竿賣給沿途的碼頭。湊巧的是，大運河兩岸的諸多城市也都有一條以“竹竿巷”為名的街巷。以“竹竿”起興，本集紀錄片將大運河比作一根“水的竹竿”，成為接連起半個中國的命脈。千桅萬帆，皆為祭奠。運河上下，保衞漕運的香火四處皆旺，祈禱平安的祈求處處有聲，金龍四大王是運河沿岸貫通南北的水神，治水有功的先人庇佑着四方平安。家鄉的煙火與地方的香火沿運河而四處傳揚，民俗文化與民間藝術也沿運河而縱橫交融。

公元前490年，勾踐自吳返越，為一雪前恥決定擇地建都：在河海相通、水網密佈的山會平原上建一座新城，取代原來已偏安會稽山麓上千年的舊都。舊都雖易守難攻，但是交通閉塞，而越國在遷都紹興僅僅17年後，就一舉完成滅吳大業。“要想富，先修路”，交通運輸是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元朝元貞年間，黃道婆從海南帶着先進的紡織技術回到家鄉上海華涇鎮，紡織技術沿江南密佈的水網蔓延開來。越來越多的人口投入到棉花的種植和紡織生產中，運河地區形成了一批以棉業經濟為特色的市鎮。大運河調和着地區間的經濟差異，如同一條紐帶將中國的南北緊緊聯繫到一起。

翻開中國戲曲史，“徽班進京”是繞不過去的大事件，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戲曲發展，為“國粹”京劇的出現創造了條件。乾隆年間，以三慶班為代表的“四大徽班”與其他班社一同北上。當時正是地方戲勃興之時，沿着大運河北上的徽班班社對崑腔、秦腔、梆子腔等來自不同地域的聲腔不斷吸納、融合與磨鍊，正式開啓了京劇誕生的前奏。戲曲的涵義並不僅僅侷限在南腔北調的唱唸做打，有關戲文的劇本創作，有關表演的服裝設計等也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瑰寶，而這些也與大運河這條“流動的文化之河”息息相關。

孔子後裔們沿大運河播遷，他們的到來將儒家思想厚植於大運河流域，將文化的種子深埋於此。循着運河兩岸，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水脈是文脈”的證據，這裏有“一家雙柱國，十子九登科”的家庭，那裏有“一門三進士，四代五進魁”的家族，遠處還有“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的村落。藉助運河的便利，孔子後裔甚至得以遠渡重洋，讓儒家思想漂洋過海、傳播海外。“滄葦遵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嫏嬛飽蠹魚。”山東聊城東昌府的海源閣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總計藏書四千餘種，二十二萬餘卷，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巧合的是，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浙江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再加上海源閣，這四大藏書樓都沿運河而建。中國的藏書史似乎也與大運河存在某些關聯。

從西興到東海，200多公里的浙東運河在唐宋時期引來無數文人墨客留下了千古名篇。風光與名勝的集中，讓才華橫溢的騷客聚集於此，遊目騁懷、有感而發，終成“唐詩之路”。明清時期，市井小説的濫觴又與大運河發生着千絲萬縷的關聯，誰能想到，四大名著竟都能與運河直接相關。運河之通，一城一地因此誕生出許多獨一無二的物產。在山東臨清，紫禁城太和殿的金磚須由此地燒製後經漕運入京；在江蘇宜興，唯有此地的紫砂壺可以在陶和瓷之間駐足不前；在浙江寧波，冰清玉潔的“秘色瓷”製作工藝秘而不宣。縱貫南北，運河兩岸聯通了中國大地上不同的地形地貌，也串聯起豐富的物產資源。

“安邦定國事，治國先治水”。千百年來，以黃河、淮河為代表的水患難絕，治理黃淮成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興國安邦的大事，因此在水路不暢、陸路艱辛的古代，大運河的漕運價值變得極其突出,成為運送南北物資、為政治中心輸血的交通大動脈。建國以來，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浪潮在各地興起。因為交通便捷的區位優勢，運河沿岸大規模地聚集起眾多大型工業企業，環境問題也隨之而來。幾十年後，在綠色發展、科學發展的大前提下，大運河也正在經歷變遷，對中國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和科學利用已經在全流域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