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梅

傳聞中 正“大紅袍”母樹。

“大紅袍”自古是萬茶之尊，是武夷巖茶的代名詞。但因為歷史久遠，戰亂頻仍，文獻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仍然停留在民間説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招引着人們去苦苦探尋和考證。

筆者花費大量的時間，查閲了許多相關的歷史文獻，採訪了多位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按圖索驥地把點滴的歷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對各種民間説法和神話傳説予以一一求證和排除，終於得以基本還原出“大紅袍”的本來面目，以飧世人。

四種大紅袍傳説誰對誰錯——

“狀元報恩説”最合情理

在對於“大紅袍”傳説的眾説紛紜中，幾種影響較大的説法歸納起來無非“狀元報恩説”、“皇后治病説”、“縣丞祭茶説”、“猴子採摘説”、“縣長命名説”等幾個腳本。

腳本一：“皇后治病説”

“皇后治病説”純屬無稽之談。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當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説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腳本二：“縣丞祭茶説”

“縣丞祭茶説”也十分牽強。武夷山雖然自古有祭茶的習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格的着裝禮制。

腳本三：“猴子採茶説”

“大紅袍”雖然生長在巖壁上，但不至於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區的幾十米巖壁。無疑，“猴子採茶説”嚴重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腳本四：“狀元報恩説”

這是幾個腳本中最令人信服的，説的是明初舉子趕考途經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藥為其治療。舉子病癒後高中狀元，迴天心寺報恩，方丈説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大紅袍”故事從此不脛而走。靖難之變後，朱棣為追殺建文帝，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胡瀠到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並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大紅袍”。

印證理由一：紅袍含義

大紅袍，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展史上，衣着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於明朝。明朝洪武時期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製。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明確規定“一至四品着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其中“緋”就是指大紅色。因此，明以後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

可見，“大紅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可以推測：“大紅袍”茶出現於明代，並與當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聯繫。

這一推測與“狀元報恩説”比較接近。

印證理由二：存世時間

“縣長命名説”中有“大紅袍，民國三十二年，吳石仙題”的摩崖石刻，因此有人推測“大紅袍”得名於1943年，但在成書於1921年的《蔣叔南遊記》（蔣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遊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遊亦十數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紅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1839年）卷四里説：“……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於世”。“建”，即指建寧府（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

“旗”，指的是茶（古代新採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指代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於世”推算，“大紅袍”在清初就已經名揚天下了。這段文字的發現填補了清朝“大紅袍”文字記載的空白，把“大紅袍”有據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印證理由三：史料考究

近年來，隨着“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説”、“大紅袍”始於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工地挖出兩個明代的聖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明史·胡瀠傳》記載明成祖廣泛“頒御製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

上文也記載了胡瀠“十七年（公元1419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在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更有胡源潔的《夜宿天心》詩：

雲浮山際掩禪院，月湧天心透客居。

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裏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可見在當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冠上了“大紅袍”之名。這些事實與“狀元報恩説”幾乎吻合。

印證理由四：聖旨敕封

聖旨是古代最高規格的文書，頒發給寺院的聖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聖旨碑，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築的構件，或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告訴人們這裏曾經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但天心永樂禪寺為什麼有兩個幾乎一樣的聖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説”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説，“狀元報恩説”原記載於《天心寺志》，後來寺志失傳於民國戰火，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狀元報恩説”和其他版本的傳説相比，更具有歷史性、文化性、邏輯性、書面性，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的文獻，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因為故事情節、時間、人物、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並無走樣。綜合“狀元報恩説”和上述考證結果，“大紅袍”是否受過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來眾説紛紜的“大紅袍”的身世終於真相大白。

現存“大紅袍母樹”不一定是真母樹

隨着“大紅袍”知名度的不斷提高，母樹“大紅袍”的真假之爭也愈演愈烈。“大紅袍”的指代，實際上經過了從某樅茶樹（狀元紅袍所披蓋的茶樹）的名稱——某品種茶樹（武夷山四大名樅之一“大紅袍”）的名稱——某類別（武夷巖茶）茶葉的總稱的轉變。所以，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場合，“大紅袍”所指代的含義也就不同。如果不知道這個道理，就容易產生混淆，產生真假之爭。

説法一：

根據《武夷山的茶與風景》（陳舜年等著，吳覺農作序）一書《上篇·茶》明確記載了大紅袍有正副之分。“寺僧因遊人任意採摘，不肯以真品示人”之句可以這麼解讀：為了保護“正大紅袍”茶樹，僧人故意在“副大紅袍”茶樹附近刻上“大紅袍”三字，以轉移遊人的視線。因為“副大紅袍”長在較高的地方，遊人不易採摘。僧人這樣刻意地“掉包”，實屬無奈之舉。但此舉既可以保護“正大紅袍”茶樹，無意中也大大提高了“副大紅袍”茶樹的名氣，延續了“大紅袍”的品種和品牌。

説法二：

關於“正大紅袍”的説法和年近百歲、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巖茶的茶業泰斗張天福老人所説的如出一轍。他和筆者回憶説：原來的“大紅袍”茶樹在距離“大紅袍”不遠的地方，就在一個大巖壁下的路邊，樹樅有將近一米，上面有水滴從數丈高的巖壁上滴下，終年不幹，正好滴在茶樹上，茶葉非常茂盛，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

説法三：

民間有一種説法，説的是人們把“正大紅袍”改稱為“大紅梅”，以混淆是非，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據1951年擔任“大紅袍”母樹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組組長，已經80高齡的傅志美老人的回憶，確有其事。他説：1951年土改時“大紅袍”仍為天心寺所有。但因為其歷史悠久，名氣太大，具有很高的保護價值，如果繼續由僧人管理，怕力度不夠。後來縣裏專門為此開了協調會，決定把“大紅袍”茶山劃歸農場管理。在“大紅袍”附近還有一樅大茶樹叫做“大紅梅”，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枯死了。

説法四：

另外，《中國名茶志·福建卷》的武夷巖茶文章中記載：現今九龍窠之“大紅袍”，據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調查認為系名叢“奇丹”之誤。並得寺僧信任，看到了一株真本“大紅袍”在九龍窠的巖腳下，樹根終年有水從巖壁涓涓流下，樹幹滿生苔蘚，樹及衰老。曾作記載：樹高135釐米，主幹八根……

以上不管哪種説法所提到的真“大紅袍母樹”，其實都不是現存的“大紅袍母樹”。但作為武夷茶四大名樅之一，“大紅袍”實際上是茶葉品種的名稱，也稱為“奇丹”。《蔣叔南遊記》第一集《武夷山遊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遊亦十數兩耳。”可見，“大紅袍母樹”並非只長在一處。當代茶人吳覺農、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巖、馬頭巖等地也有“大紅袍”的品種茶。所以，現存的“母樹大紅袍”雖然不一定是最初傳説中的“大紅袍”，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存的“大紅袍”茶樹是原生態的 “母樹大紅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