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學

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大學》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講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講這三所大學，不僅僅是回憶自己在這三所大學裏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更重要的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的大學理念及高等教育制度進行系統的概括和總結，為未來中國大學的建設提供借鑑。

關於大學，馮友蘭的一個最基本的看法是：大學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機構。在馮友蘭看來，中國的大學有一個獨特的任務，那就是反對“為做官而學術”，倡導“為學術而學術”。傳統社會“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求學問，一個根本的目的就是當官發財。在馮友蘭看來，新型大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反對過去那種“為做官而學術”，應當像蔡元培校長那樣，辦大學，做學問，求學問，一不為做官，二不為發財，踏踏實實地為真理而學問，為學術而學術。馮友蘭強調“為學術而學術”是大學的立校之本，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大學就立不起來，更不要説辦好大學了。

馮友蘭在抗戰勝利後發表《大學與學術獨立》一文，指出中國要強大起來，真正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就必須抓住機會，確立知識學術獨立自主的百年大計，把中國現有的大學辦成“大大學”。在世界強國中，每一個強國都有幾個“大大學”。大學既是教育機構，又是研究機構；既是知識寶庫，又是智囊團；既是學術中心，又代表着一國學術的最高水準。因此，要辦好“大大學”，既需要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提倡許多冷門的學問，更重要的是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尤其是這最後一點，是關涉到“大大學”的獨立、自主、自由的問題，所以馮友蘭大加發揮説：“每一個大大學都應該是一個所謂‘自行繼續’的團體。這就説一個大大學的內部底新陳代謝都應該由他(它)自己來處理。由他(它)自己淘汰他(它)的舊分子，由他(它)自己吸收他(它)的新分子，外邊的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謂‘教玉人雕琢玉’了。”這裏，他不僅把國家的強大跟“大大學”緊密相連，而且把“大大學”與學術獨立緊密相連。事實上，學術不能獨立，也就沒有大學與學術的自主。 ^[1] 

馮友蘭在北京大學求學時，適逢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教授治校”是蔡先生當時所推行的一項制度，即校長之下，有一個管理學校一般事務的總務長，一個管理教學科研的教務長。按規定，教務長由教授民主選舉產生，每兩年改選一次。教務長不是上級直接任命的，而是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的，這是馮友蘭所着重強調的，也是大學自由、民主精神的體現。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教授治校”在清華大學具有了比較完整的形式。清華大學的評議會由行政當局和教授會的代表組成。當時的文、法、理、工各院的院長由教授會推舉二位教授為候選人，由校長選聘其中一人，任期二年，可以連任。“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個院長組成校務會議，處理學校的經常事務。四個院長也出席評議會，為當然評議員。這樣，就有了三級的會議。評議會好像是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校務會議又好像是評議會的常務委員會。因為這三級會議還各有自己的職權，各有自己的名義。校務會議不能用評議會的名義辦事，評議會也不能用教授會的名義辦事。”這種“教授治校”制度突出了教授的主人翁地位，突出了專家治校的原則，並且在多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一種比較好的制度和管理形式，因此，馮友蘭不厭其煩地加以詳細的介紹。

大學作為特殊的團體組織，其主體是教師和學生。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學生，同時為探求真理而做學術研究。教授是學校的專家，居於學校的高層。馮友蘭非常欣賞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治校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馮友蘭發揮道：“有了大師，它就是大學；沒有大師，就不成其為大學。”使代表學術權威的教授組成的教授會成為管理學校的重要部門，這是符合大學的性質和特點的，大學的管理必須走“自治”的道路。如果大學的師生不能自我治理，而要由官僚衙門來越俎代庖地進行治理，那麼大學也就不成其為大學了，而是成為政府的一級官僚衙門了。如果大學衙門化了，大學就會失去它的相對獨立、自主與自由，那大學的發展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2] 

在抗日戰爭那個特殊的年代，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所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雖然形式上鬆散，但因為各自的“教授治校”繼續發揮着重要作用，所以即使在那樣的艱苦條件下，依然能維持正規教育、發展“五四”傳統。這裏所説的“五四”傳統即“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傳統。

馮友蘭對於當時人們稱頌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頗為自豪，並且極力宣揚這種自由、民主精神。馮友蘭説：“據我所知，聯大還是照三校原有的傳統辦事，聯大沒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請或解聘教授；沒有因政治的原因錄取或開除學生；沒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學術工作。”“社會上仍然認為聯大是一個‘民主堡壘’。”

馮友蘭在其所作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可以看出，馮友蘭對自由、民主精神的禮讚，正是為了維護他所倡導的大學的根本精神——學術自由與民主精神。

馮友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倡導的 “大大學”、 “教授治校”和 “民主堡壘”理念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