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長沙《大公報》的創辦人多出自於《湖南公報》。原《湖南公報》的一些報人，如張平子、張秋塵、龍兼公等脱離原報創辦新報，定名為《大公報》。1915年大公報社於首期的《本報宣言》中便指出另辦新報的原因在於“不屑學彼輕薄楊花之政客，以堂堂之新聞事業為做官發財之媒介”，“輿論為國家之重”，故報社要堅守“以言論貢獻社會”，並指出這是“新聞家之信條”。 ^[2] 

1919年，長沙大公報實行改良，設“新聞”、“研究”、“雜纂”、“調查”等四個專欄。 ^[3]  1919年11月8～10日該報連續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報特別啓事”:“本報添約毛潤芝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布。”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擔任報紙的職務，並由此開始為該報撰稿。 ^[4] 

《大公報》自1915年9月1日創刊，到1947年12月31日停刊，堅持30多年。“這三十年中，湖南政潮洶湧，政權幾易，戰亂頻仍，《大公報》處此驚濤駭浪中，遭停刊處分九次之多，成員遭逮捕、繫獄、審訊和逃亡次數更多，書物、房屋被搶劫焚燬尤難估計”。 ^[7] 

長沙《大公報》誕生於1915年9月1日，該報為日報，每日一期，共三大張、十二個版面，其中第1、4、5、8、9、12頁為廣告；第2、3頁刊載社論及國內外要電；第6、7頁為國內新聞；第10頁登載本省(湖南)新聞及評論；第11版為副刊。此後大體維持着8—12個版面。 ^[2] 

自長沙《大公報》誕生伊始，關注底層社會民生便一直是其特色，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政局相對穩定，報社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這一傳統在1929年後得到了延續。抗戰文獻數據平台完整收錄了時間橫跨三十餘年，期數超過八千的長沙《大公報》，其中豐富的史料價值，更有待讀者諸君發現。 ^[2] 

長沙《大公報》作為民國時期湖南地區著名的民營大報，它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廣告載體的形象出現，各類廣告更是長期佔據着該報近半的版面。為了讓廣告更好地吸引讀者注意力，讓其有效地吸收信息，該報採用了更為高級、有效的宣傳策略，分別從廣告訴求、廣告創意和廣告表現三方面使廣告更具藝術性和實用性。 ^[5] 

長沙《大公報》是民國時期的湖南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之一，更是1915—1927年間湖南最為重要的報紙，此一時段的長沙《大公報》之史料價值已得到學界之關注。2008年以來，湧現了許多關於此一時段的長沙《大公報》之研究，並且諸多關於民初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均運用到了長沙《大公報》。可以説，1915—1927年的湖南大公報目前已經成為了研究民初湖南地方史，尤其是民初湖南政治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1922年12月，長沙市印刷工會向資方提出兩項要求……“，雙方開會談判，工方由毛澤東記錄，資方由龍兼公記錄，記錄者有發言和表決權。談判結果，資方終於盡依工方要求……”。 ^[6] 

12月13日，《大公報》的總編輯李抱一對此發表了一篇時評，署名“盾”，題為《工人罷工後的幾句話》，説是“我勸印刷工人以後千萬要注意基本學問……為了不受人驅策，不為人作實驗主義的犧牲，更非注意學問不可。有了相當的學問，然後可以免掉這種弱點”。“忠告從事勞工運動者，不要滿足於罷工勝利和組織工作，結果只有助長工人囂張習氣，使社會增加不安寧。” ^[6] 

12月14日，《大公報》刊出了毛澤東執筆寫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報記者盾書》，指出這位記者是“穿着長衣告誡我們工人”，接着説：“現在社會上工人、農民和學生似乎是‘被人教訓者’。”“而長衣社會的先生們則是拿出大知識主義，大讀書主義的教訓人者”。“工人並非不接受別人的教訓，但是教訓人者必須做到下面三點：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教訓我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為我們的朋友。二、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三、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夠下得身段，真真實實地教訓我們。” ^[6] 

讀者有點莫名其妙，問主筆張平子，同一報紙刊出意見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麼回事。張平子回答説：“相反蓋相成，此大公報之所以為大公報也。”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