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的大軍

《夜幕下的大軍》分兩卷，副標題分別為《作為歷史的小説》和《作為小説的歷史》。作者把這本書既看作歷史，也看作小説。作為歷史，它詳盡地記載了這次反戰遊行的實況；作為小説，它細緻入微地描寫了遊行對於小説主人公梅勒的影響。 ^[2] 

第一卷《作為小説的歷史》以主人公的活動為線索展開。第一部分，主要包括髮生在星期四夜晚的系列事件：梅勒接到一個電話邀請，參加了一個自由派的晚餐活動並在華盛頓的一家影院發表演説。從梅勒接到邀請，參加示威到最後被捕入獄，小説第一卷在形式上表現為一個人的歷史。

第二卷以事件的發展為中心。在第二卷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報紙雜誌對相關事件的報道，併力圖展現一系列的統計數字。 ^[4] 

20世紀60年代美國捲入越南戰爭，這是美國曆史上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戰爭。這場戰爭遭到了美國人民強烈反對，不僅因為它是非正義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消耗了美國大量的國力。1967年10月21日，成千上萬的反越戰羣眾從美國各地湧向首都華盛頓，在五角大樓門前以最大的陣容集會抗議。他們高舉着“立即撤回軍隊” ，“我們不去越南（打仗）”，“完全撤出越南。讓亞洲人管亞洲的事”等標語牌。此時美國政府在五角大樓或警察巡邏線上佈滿部隊，而且對遊行集會的時間、地點、遊行路線作出嚴格規定和限制，反越戰和平示威領導人要求在草坪上舉行集會卻被安排在側面的狹窄的停車場中進行；對遊行線路進行限制，並且遊行隊伍只能擁擠地經過一座橋樑而不是兩座橋樑。政府的種種做法與平時宣講的“民主”“人權”完全背道而馳。更令美國民眾痛心的是，10月22日，軍警開始大量逮捕遊行示威者，數以千計的人被投到監獄中。接着軍警動起武來。“士兵們端着槍，亮着刺刀，用催淚瓦斯開路，向示威羣眾衝擊。”在這次衝突中大約有700人被捕，1400人受傷。作為時代的代言人，諾曼·梅勒用犀利的文筆報道這一事件，討伐時弊，訴説美國民眾對戰爭的絕望，反思戰爭帶來的惡果。 ^[4] 

文本中的主人公——中年猶太知識分子代表“梅勒”在不同的場合扮演着不同角色：稱他為“冥思者”、“畜生”、“存在主義者”、“歷史學家”、“小説家”、“將軍”、“參加者”等， ^[5]  他是一個矛盾的、離經叛道的人，“人們常常可以發現諸如此類的矛盾。他討厭電話，而另一方面卻又不時地必須拿起電話”。他曾經吸過毒品，“幾年前，威士忌、大麻、薩肯納爾、苯齊巨林他也不加選擇地多少都來一點，他的智力蒼穹因而受到各種不同的侵蝕”。但同時他又對吸毒深惡痛絕，並不贊成吸毒。他很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但又在許多場合顯得粗暴無禮，甚至在劇院演講之前，像畜牲一樣將尿液灑在廁所的地板上。他堅持反戰立場，卻在痛斥政府發動罪惡戰爭時口出穢語。被邀請參加示威遊行時，“梅勒”猶豫再三，認為這種活動是多餘的；但面對軍警的刀槍時，他卻義無反顧，不懼被捕。

主人公“梅勒”這一形象完全是對60年代美國時代特性的真實寫照和隱喻：一個反叛的、混亂的、矛盾的、階層分裂、理智喪失的時代，一個混合着激進主義、存在主義、和平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時代，一個充溢着典型的嬉皮士精神的時代，這就是“梅勒”形象的啓示。 ^[6] 

她是“一位常到教堂禮拜的信徒，橙黃的頭髮，燃燒似耀眼這會兒正在獨臂強盜機前低聲吟唱，皮夾子已打開，正在把半美元的籌碼往狹槽裏塞。”當越南燒傷的孩子被放在病牀上，推進了賭場時，這位外婆很冷漠，繼續進行她的賭博遊戲，並且説道：“我中了，我中了，事兒真多，我中了！”“賭場外婆”集合了美國社會中對越戰傷亡生命漠視的人羣的特點，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4] 

《夜幕下的大軍》主題思想：反極權。

一、倫理危機下的反戰遊行

越南戰爭現已成為美國人永久的創傷記憶，然而在1967年，當時的戰局僵持不下、前景未卜，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充滿矛盾和分歧。以總統約翰遜為首的鷹派人士堅持多米諾骨牌效應，認為“越南戰爭是一場醜惡、討厭，有時甚至可恥的戰爭，也許是美國經歷過的最不愉快的戰爭，然而卻是必須進行的戰爭”，目的在於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並穩固基督教世界的民主秩序。可是，戰爭負擔的加劇和美軍傷亡的增大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戰爭的可怕，紛紛加入反戰陣營，並最終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向五角大樓進軍的反越戰遊行。梅勒作為這次遊行的參與者和報道者，以獨特而敏鋭的眼光發現，越戰並非蕭牆之外的政治災難，而是美國社會日益嚴重的倫理危機的結果，具體體現在美國政府的道德墮落、主流媒體的道德無為和小城鎮人的倫理矇昧三方面。反越戰遊行目的地是作為美國政府標誌的五角大樓。

極權主義將人視為物性的存在，在政治上主張個體對政府的絕對服從，壓制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和道德反思能力。美國政府已經淪為公司——技術王國的統治機器，在追求經濟和政治利益的過程中，完全以工具理性為引導，無視道德的考量。在五角大樓背後，隱藏着對利潤和金錢無止境的追求，“沒有任何地方像五角大樓那樣，集聚了那麼多鈔票”，它策劃的所有軍事行動都在為公司——技術王國的經濟利益服務，因此，它成為“白人心臟中貪婪、吝嗇、沉默的瓣膜，公司王國吃喝拉撒的工具”，是一個“自命不凡、對外封閉、道德上盲目”的機構。

越南戰爭是“一場媒體廣泛介入的戰爭”，然而在美國政府的嚴格操控下，主流媒體成為當局的傳聲筒，未能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美國媒體對政府的配合以及對“威脅論”的宣傳是越戰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梅勒看來，主流媒體喪失獨立地位所帶來的最大災難就是面對戰爭罪惡和政府失誤的道德無為，尤其體現在電視媒體的洗腦作用。20世紀60年代，電視已在美國得到普及，並以其直觀性和形象性給觀眾帶來巨大的視覺衝擊。電視裏的新聞也因此被認為是客觀事實。梅勒指出，電視是現代技術控制人類思維的又一次勝利，加重了極權主義社會狀態。

極權主義的社會狀態造就了不少美國民眾的倫理矇昧，梅勒將之稱為“小城鎮精神”。“小城鎮人”順從五角大樓的軍事政策，使自身淪為技術——公司王國的巨大鏈條中微不足道的一環。對技術和物質的崇拜使他們醉心於個人利益，不去進行道德反思，喪失了內在的倫理意識。

美國民眾的道德失衡成為越南戰爭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也是梅勒在倫理危機中看到的最可怕的現實：人完全成為工具性的存在，失去了作為人性根本的道德情感，導致自身的異化。與小城鎮人自我封閉、無動於衷的存在樣態不同，遊行者則不滿於美國的極權主義社會狀態，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去影響美國政府的戰爭決策，從而最終改變社會的不合理性。遊行者充滿個性的存在方式使他們與整齊劃一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成為美國的持異見者和非主流羣體。因此，他們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以及對美國社會弊端的揭露，帶有社會批判和文化反叛的性質。遊行者的文化反叛來自於他們的道德共識：越南戰爭是罪惡的，所以必須結束。戰爭的血腥使遊行者從倫理矇昧中驚醒，他們意識到，美國軍隊屠殺無辜越南民眾的事實證明五角大樓發動戰爭的理由是欺騙性的。戰爭並非是為了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是為了鞏固美國的霸權，擴大公司——技術王國的領土。向五角大樓進軍的反越戰遊行顯示出遊行者與五角大樓在道德上的截然對立，一面是五角大樓無視道德的戰爭政策；另一面是遊行者對血腥戰爭的道德反思。遊行者的反戰示威是對美國社會存在的倫理危機的直接反應，在他們的遊行背後存在着深刻的倫理取向。

遊行者的文化反叛不僅僅是對五角大樓的政治抗議，根本而言，是對戰爭倫理的糾正，是一場迴歸美國傳統倫理的道德尋根之旅。 ^[7] 

《夜幕下的大軍》寫作技法的小説化表現

梅勒用寫小説的方法寫新聞，以真人真事、真實過程為基礎，採用敍述性而非報道性的筆法，使《夜幕下的大軍》成為具有強烈紀實風格的小説。梅勒在作品中將自己作為故事裏的一個人物，讓讀者與他一同體驗反越戰遊行事件。梅勒大膽突破許多約定俗成的新聞寫作筆法，借用小説創作的種種技巧，創作出具有獨特風格的新聞作品。

1、採用場景與畫面組合的結構來描寫事件

《夜幕下的大軍》共分兩卷，第一卷：作為小説的歷史，五角大樓的台階；第二卷：作為歷史的小説五角大樓之戰。

對這兩個副標題的分析，通常採取的方法是將小説的第一部分設置為具有一種歷史本質的、以小説的形式為表現的文本。而第二部分則是首先確認其作為小説的存在，在這種存在上，覆蓋着充滿歷史意識的敍述外表。

第一卷《作為小説的歷史》中，作者以時間場景的變化作為四部分的標題，分別是“星期四夜晚”“星期五下午”“星期六的行動”“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全天” 。不僅僅是單純為了強調傳統意義上時間發生的時間順序而做此設計，而是一種超出作者能力之外的客觀的時間度量和包含了作者主觀選擇意義的“場景”的結合。梅勒雖然採用歷史敍述的方式，但在敍述中採用現實主義文學的手法，突出場景的描寫。如恩巴薩德影劇院遊行開幕式演講動員會、教堂前的集會、司法部門前交回徵兵卡儀式、林肯紀念堂前各地遊行羣眾大會合、五角大樓停車場中與士兵警察的鬥爭，最後對監獄和法庭的描述，把具有特殊意義的各種場景畫面進行詳細報道，使其更真實、更形象，再現了報道客體更深層次的面貌。

只看第一卷的標題，它就包含了一種編年史的貌似客觀的敍事與間接表露出的作者所具有的主導性地位的敍事的糅合。如果這種糅合與第一卷的歷史的本質是一致的，那麼在第二卷《作為歷史的小説》中所具有的明顯的修辭色彩與第二卷作為小説的本質也是相符的。例如“一個新的比喻”“具有象徵意義的探索”“美學觀點形成”等等，具有修辭色彩的詞彙無一例外地突出了第二卷所具有的本質上的個體性, 即這是一段個體體驗的歷史。作者絲毫不隱瞞自己對這一事件的態度，並在標題中加以直接的表露，這樣就從結構形式上證明了《夜幕下的大軍》的小説本質。

2、寫實和虛構結合

混淆歷史與小説的界限梅勒在小説的第一卷中是作為歷史學家用小説的藝術手法寫歷史，第二卷則作為小説家以歷史的方法寫小説。但是梅勒指出，所有人都會繼續把第一卷説成小説，而把第二卷説成歷史。這似乎達到了梅勒本身的意圖，混淆歷史與小説的界限。

（1）小説的線索。第一卷《作為小説的歷史》自始至終都以主人公的活動為線索展開。其第一部分主要包括髮生在星期四夜晚的系列事件：梅勒接到一個電話邀請, 參加了一個自由派的晚餐，在華盛頓的一家影院發表演説。第二部分的主要事件是發生在星期五下午的在司法大樓前的交回徵兵卡的活動。而第三部分關於星期六的行動則是圍繞向五角大樓進軍一事而展開的。從梅勒接到邀請，參加示威到最後被捕入獄，小説第一卷在形式上表現為一個人的歷史。正如作者在第一卷末尾談到本書創作時説：“他隨即撰寫進軍五角大樓的歷史，但寫來寫去還是成了他個人這四天的歷史” 。梅勒原來想寫以事件為中心的一段與多數人有關的歷史，歷史的中心發生了偏移，以一個人為中心，這種偏移決定了第一卷將是披着小説外衣的歷史，偏移賦予歷史一種小説的外在形式。對一部試圖表現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作品，選擇某一特定人物為歷史敍事的中心，會使人對歷史作品的可信性產生懷疑，畢竟這一人物並非事件的中心角色。不過，梅勒的這一選擇暗含了作者對這個歷史事件的態度, 即通過描寫向五角大樓進軍這一歷史事件，揭示歷史事件的真正性質或價值。而在敍述的中心人物的選擇上，作者放棄了那些運動的主要人物、發起人或策劃者。

小説主人公在小説中以“梅勒”“小説家”“歷史學家”身份出現，這種不斷變化的敍事名稱，提醒讀者一種“歷史客觀性” 。寫實和虛構的結合，模糊了《夜幕下大軍》的歷史和小説的界限，也賦予了文本不同於新聞和文學的意義。

第二卷作者緊緊以事件的發展為中心，避免了第一卷中以某個人為中心，同時使用一種冷靜的語調分析行動的組織。梅勒在第二卷中提到：“各種新聞媒介圍繞進軍五角大樓事件所作的宣傳造就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擋住了歷史學家的視線，而小説則提供了看清事實的可能性。確切地説，它提供了看清事實的工具。”

在第二卷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報紙雜誌對相關事件的報道，併力圖展現一系列的統計數字。第二卷中的敍述，其中有許多以事件為議題的評述，類似於新聞評論。梅勒的本意在於通過這種評論傳達自己對向五角大樓進軍這一歷史事件意義的看法。

（2）主、客觀的敍事態度。不同的敍事線索，決定了不同的敍事態度。在第一卷中，作者通過第三者的視線描寫向五角大樓進軍這一歷史事件，同時又着眼於寫事件對主人公的影響，包括主人公在不同時間、空間場景的種種思想、情緒和議論。儘管作者力求表現為一種真實的形式，但是，主人公梅勒的親身感受決定了文本所帶有的主觀色彩。第二卷則是客觀的陳述，尤其是前五節，基本上是直截了當的敍事，而第六節以後大段大段地引證新聞報道更給人以記載史實的印象。

第一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不斷地插入以梅勒為視點發出的種種有明顯傾向性的看法。

第二卷中客觀的敍述首先表現為使用第三人稱敍事。梅勒頻繁地使用“他們”來指代那些向五角大樓進軍的人羣，而用“他”來稱呼某個具體針對的人物。這種敍事方式類似於編年史，力求達到一種純敍述的效果，同時“他們”“他”的使用中也包含了作者對向五角大樓進軍這一事件意義的看法。梅勒在小説敍述過程中主客觀態度的交替使用，也是史實和虛構互相滲透的過程。

《夜幕下的大軍》混淆歷史與小説的界限，不僅是新聞寫作領域的突破，也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有益嘗試。

3、細節的意義

第一卷《作為歷史的小説》往往被解讀為一種小説，在敍述內容上有其自身原因。這也是第一卷中最為突出的一種藝術方法，即細節的描寫。

作者在描寫人物時把人物的身材、容貌、膚色、頭髮、神情、舉止、衣着，甚至衣服的顏色、衣料的質地都做了細緻入微的描寫。第一卷中的主人公梅勒的西服、背心、領帶都有交代。在他的描寫中，可看見自由派晚宴上女主人客廳中的陳設，牆、地毯、桌布、窗簾的顏色，牆上所掛油畫和雕刻品也無一不是他描寫的對象。因此，第一卷中表現出強烈的對場景細節的渲染，尤其是“巫師和搖滾樂隊” 一節尤為突出。作者詳盡地描寫了一批力圖通過祛魔儀式趕走附在五角大樓上的妖魔的嬉皮士。他們的奇裝異服、使用的樂器、嘴裏哼的調子和反覆宣講的禱文，都是作者描寫的對象。作者通過大量的細節描寫對這種狂熱氛圍進行渲染，一方面是由於作者對嬉皮士的哲學和對生活的看法有着複雜的感受，另一方面，這些細節中都佔據了屬於自己的特殊位置。

這部小説的研究者們往往對這一節抱有極大的興趣，因為與第一卷的其他場景相比，“巫師和搖滾樂”中大量使用了細節描寫，因此這成為“新新聞主義”作品的一個典型。梅勒用細節描寫——這種“隱藏在文字裏間的魔術”，強化了小説的文學特色。

4、其他小説寫作技法的運用

（1）用大量對話刻畫人物。使用對話是文學創作最基本的寫作技巧之一。梅勒充分借鑑了這種文學表現手法。在《夜幕下的大軍》裏，梅勒引用了大量的對白, 這些未經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語言，表現了説話人內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徵，改變了傳統新聞作品呆板的文風，增強了新聞作品的可讀性。當抗議的羣眾聚集在五角大樓前的時候，“‘你們要和平嗎？’她問人羣。‘要的！’人羣雷鳴般地回答。‘那好，讓我們去爭取。’”“‘為什麼不動？為什麼不向前進？’梅勒身後的一個小夥子問道。‘我來遊行是為了上五角大樓，’‘讓我走，我不願意被堵在這兒’‘不要上火嘛。’梅勒模仿馬龍·白蘭度在《狂人》中的聲音對小夥子説。”通過簡短有力的語言描寫，梅勒真實地再現了反戰人羣羣情激越的場面。

（2）心理描寫豐滿人物形象。傳統的新聞報道中無人物心理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無法用外在的事實加以證實。新新聞主義論者認為：倘若能夠深入人物內心，透徹把握他們的思想活動，便可以揭示人物行為的深層動因。因此他們在報道新聞時注重人物心理刻畫，甚至借用小説常用的內心獨白手法，再現人物的心理真實。

《夜幕下的大軍》裏，有許多心理描寫的片段。梅勒在被捕後的監獄裏，“現在他第一次喝水。吃早飯之後，他沒有吃過也沒有喝過任何東西。一天來他一直在自我剋制，在新陳代謝的某種微小的烤爐裏，為了取得持續的火苗在耗費燃料。那火強烈得足以輕聲向人們提示真正的飢餓、真正的渴和真正的自制可以產生怎樣異乎尋常的精神狀態。”“‘是的，今天我們將被捕，’梅勒思忖着，‘別無他路。’如果技術王國已經建立了全球村，藉以支撐技術王國，那麼就讓全球村今天聽到美國最優秀的詩人、最佳小説家和最好的評論家已經在抗議山姆大叔骯髒的戰爭中被逮捕了。”類似這樣的心理刻畫在傳統的新聞報道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作者借“梅勒”的獨白傾訴了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4] 

“藝術家的這部‘新聞體裁作品’的部分章節所達到的高度，使他的紀實性作品在高度審美價值方面幾乎可與20世紀中葉某些優秀的美國小説家的作品並駕齊驅”。 ^[6] 

——蘇聯學者莫里斯·緬傑利松

作品的真實性給人以歷史感，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令人獲得審美滿足。 ^[8]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 ^[2]  1923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美國著名作家，國際筆會美國分會主席，美國“全國文學藝術院”院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院士。

上過前線，當過導演，參加過紐約市長競選，結過六次婚，育有九個孩子，同時也是 “硬漢文學”、非虛構寫作的踐行者與新新聞主義寫作的創始人之一。代表作品：《裸者與死者》（1948）、《夜幕下的軍隊》（1968）、《劊子手之歌》（1980）、《林中城堡》（2007）等。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