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鎮夷

夏鎮夷，1915年12月17日生於浙江省桐鄉縣濮院鎮。父親在私塾教書，重視子女學習。夏鎮夷最幼，從小學習用功，成績優良，尤擅長數理。在嘉興秀州中學畢業時，曾獲數理化最優銀質獎盃。1933年考入國立上海醫學院。1939 年畢業，與張沅昌一起被分配到神經精神科工作。張沅昌志願從事神經病學工作，夏鎮夷專攻精神病學。抗戰期間，學校部分師生內遷，夏鎮夷因胃出血留滬未行。1940年與粟宗華、張沅昌共事於上海紅十字會總醫院（上海醫學院教學醫院）神經精神科。醫院規定病史均以英文繕寫，往往難以確切生動地反映出病人之所言所思。所以，夏鎮夷提出改用中文，獲粟宗華支持，乃開創以中文書寫精神科病史之先例。

1947年夏鎮夷赴美，在康乃爾大學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進修。導師奧斯卡·迪特赫爾姆教授是精神生物學派創始人阿道夫·邁耶的學生，主張不拘一家之言，博採眾家之長，這一主張深深地影響了夏鎮夷的學術思想。此外，他隨專攻精神病學，但深感若要當好一個精神科醫生，也必須具有紮實的神經解剖生理知識和神經病學臨牀經驗。為此，又隨路易·豪斯曼教授從事“腦再建”模型工作；並有機會向哈羅德·沃爾夫和斯圖爾特·沃爾夫學習心身醫學，親眼見到當時聞名世界的“經瘻管外置黏膜瓣”病人，親眼觀察到思維情緒等心理活動對於胃生理的影響。

1948年底夏鎮夷返滬，仍在母校執教於紅十字會總醫院神經精神科，與張沅昌共同負責。1956年上海第一醫院決定分設精神與神經二科，同年成立精神科教研組，夏鎮夷任主任。又被選為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科學會主任委員。

當時，粟宗華接任上海市立精神病院院長。夏鎮夷與粟宗華都認識到，為了搞好全上海的精神衞生事業，有必要把全市的精神科專業力量聯合起來，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精神衞生機構；而這個機構應該設在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部附近，為其教學醫院，且與各大綜合性醫院相靠近，以便會診和交流。這個想法得到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領導陳同生、顏福慶和黃家駟的支持，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院址得以選定。接着先把私人醫院合併起來；第二步由夏鎮夷率上海第一醫學院精神病學教研組醫護工全班人馬以及所有住院病人全部加入。當時剛成立的上海第二醫學院人數較少的精神病學教學小組也一併參加。為了上海的精神衞生事業，夏鎮夷親自説服同事和學生參加這個大聯合。在這個聯合力量的基礎上，才得以組織大規模的全市精神病普查。這在當時可以説是國內創舉，在世界上也屬少有。後來據此建成了全國最早的精神病防治三級網，也就是被全世界精神病學家稱譽的“上海模式”。夏鎮夷的一生便從此與上海市的精神衞生事業聯繫在一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精神衞生事業陷於停頓，與國際更無交流。1979年，夏鎮夷與美方聯繫後率領全國各地9位精神病學家組成代表團赴美訪問，參加了美國精神病學會年會；從此，開創了中國與美國及其他國家在精神醫學領域交流事業的先聲。他看到國外精神衞生事業正在發展，而國內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出現了較大的差距，覺得自己有責任趕快竭盡全力來促進中國精神衞生事業的發展。

為了表彰夏鎮夷在精神衞生事業方面的業績，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授予他先進個人稱號及重大貢獻獎。

夏鎮夷認為醫生只有通過不斷的臨牀實踐，才能提高診斷和醫療的水平。他自己從1939年從醫以來，就從未離開過臨牀工作。50年代初期，一些剛剛從事精神科工作的青年醫生往往忽視軀體疾病也會引起精神障礙，他就帶領大家重點總結器質性精神病的臨牀表現，對肝腦病變、紅斑狼瘡、腦瘤、腦炎和一氧化碳中毒等進行了一系列研究。1952 年國外開始應用氯丙嗪治療精神病，夏鎮夷便和粟宗華一起，主動與國內藥物研製單位聯繫，推動他們進行仿製。上海市也因此成為國內精神藥物的主要生產基地。

60年代，夏鎮夷在工作中發現有好幾名曾被門診醫生診斷為神經症的病人自殺身亡，就着重複習研究其病史，認為他們可能都是被漏診的抑鬱症病例。於是帶頭學習研究有關抑鬱症的國內外最新經驗和學説，使大家對於抑鬱症的認識有所提高。

70年代，他發現不少醫院的精神分裂症診斷百分比越來越高，有的甚至達到90%以上，認為人們將精神分裂症診斷的概念過分擴大，以至一些既有情感症狀又有妄想或幻覺的病例都被診斷成精神分裂症。他就把當時在國際上比較流行的“分裂情感性精神病”這一概念介紹到國內，並且率先應用，目的在於通過這種過渡性概念，把病例資料積累起來，仔細隨訪觀察，以期能最後澄清精神分裂症與情感性障礙的鑑別診斷問題。

70年代，精神藥物普遍應用，然而人們對它的副反應往往認識不足。夏鎮夷為此組織大家學習討論有關抗精神病藥物副反應的學術問題，例如藥源性抑鬱、遲發性運動障礙和惡性精神安定藥綜合徵的診斷和處理，提醒大家注意精神藥物既有正面效果，又有反面影響。

隨着老年人口的增長，老年人的精神衞生問題必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夏鎮夷早就注意到這一點，為此曾在多種場合呼籲各界予以重視，呼籲建立各種為老年精神衞生服務的機構。

70年代，精神藥物普遍應用，然而人們對它的副反應往往認識不足。夏鎮夷為此組織大家學習討論有關抗精神病藥物副反應的學術問題，例如藥源性抑鬱、遲發性運動障礙和惡性精神安定藥綜合徵的診斷和處理，提醒大家注意精神藥物既有正面效果，又有反面影響。

隨着老年人口的增長，老年人的精神衞生問題必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夏鎮夷早就注意到這一點，為此曾在多種場合呼籲各界予以重視，呼籲建立各種為老年精神衞生服務的機構。

從50年代起，夏鎮夷就與粟宗華一起研討怎樣才能在精神科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才能發展並建成具備中國特色的社區精神醫學。1958年，在全市精神科力量聯合起來成立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以後，就首先組織醫護人員進行了全市一千餘萬居民的空前規模精神病普查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全上海的精神疾病流行學概況。在這個基礎上，幫助每個區（縣）建立起精神病防治站，由各站醫護人員掌握各區（縣）的精神病人的診治，做到“一人一卡”，分工負責。然後再由市或區（縣）精神科醫生負責分期分批地培訓所轄地段的兼職基層保健醫生，讓他們擔負起本地段的精神衞生工作。這就是“市-區（縣）-地段（鄉、鎮）”三級精神病防治網。事實證明這個三級防治網發揮了很大作用，使精神病人在發病後都能及時得到診治和康復，明顯地減少了復發的可能。80年代，衞生部肯定了這個方式，世界衞生組織和國內外專家都予以讚賞，稱之為“上海模式”。

80年代，他積極提倡採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主張在醫學院校將醫學心理學列為必修課。他再三強調精神病學這個名稱已不符時代需求，精神科醫生的任務不再只是為重型精神病人服務，而應該為保障廣大人民的精神健康而努力。為此，他強調精神科醫生應該從事精神衞生工作，達到三個目標：一是防治和減少各種精神疾病；二是預防和減少各種心理問題；三是提高人民的心理素質以及與環境的協調和諧程度。所以，他竭力主張把精神病學這個名稱改成“精神醫學”，同時把精神病院改稱為“精神衞生中心”。

60年代，在夏鎮夷的帶領下，由紀明醫生建立起全國第一個精神病研究室，開展生物化學和遺傳學研究。70年代開展了精神病高發家系和雙生子研究以及腦誘發電位的研究。這些研究當時都處於國內領先地位。1981年，機構進一步擴大，形成了全國第一個精神衞生研究所，共有5個組室，夏鎮夷任第一任所長。次年，研究所與世界衞生組織（WHO）合作，被命名為世界衞生組織上海精神衞生研究和培訓合作中心，夏鎮夷兼任主任。後來這個研究所進一步擴大為13個研究室，處國內領先地位。

夏鎮夷認識到若要發展科學事業，人才是關鍵，所以始終重視和抓緊培養精神科專業人才。從50年代以來，在他領導下舉辦的專業培訓班、講習班和師資班，已有上百次，前後共培養了近千名精神病學家，其中不少都已成為全國各地精神科醫療、教學或科研工作的骨幹和學科帶頭人。夏鎮夷每次都親自上課，並且再三強調必須重視臨牀實踐，通過實踐學習精神醫學。

早在50年代，夏鎮夷就開始培養研究生。60年代後期，研究生制度中斷，夏鎮夷就用個別輔導的方式帶教一些高年資醫生。80年代，恢復了研究生培養制度，夏鎮夷更為積極地先後培養多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夏鎮夷於60年代初，主編了《實用精神病學》，主持翻譯了《臨牀精神病學》；70年代又主編全國統編教材《內科學》中的精神疾病部分；80年代主編了全國統編教材《精神醫學》第一版、《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精神病學》和《英漢精神病學詞彙》，還參加主編了《精神醫學叢書》第二、三卷。1989年主編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大中型精神科參考書籍《實用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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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夏鎮夷，徐韜園，張明園，等.實用精神醫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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