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駿

1956年至1961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

1961年至1963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攻讀明清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1963年至1978年先後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第十一、一、十七、二十中學任教。

1978年至1986年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3年任副研究員。

1986年後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律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公安部特約監督員、中華民族團結進步協會副會長、北京市監察學會副會長等職務。

2021年10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6]  。

他給政法大學老校長寫信，毛遂自薦要來當教授。結果如願到研究生院，並很快被破格評定為研究員。夏老戲稱自己 是“8分錢郵票就調進了北京”。

記者問：“一個年近70歲的老人為什麼樂此不彼地為他人奔波？”夏老説這和他的人生經歷有關。他順手從桌子上 拿起一條白紙，右手從黑色的小包裏捏出一撮煙絲，均勻地撒在白紙上，小心地捲起來。上訪羣眾走後，他終於可以清閒下來 ，享受一下在東北“教育改造”時染上的小小的嗜好。隨着嫋嫋輕煙，夏家駿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坎坷經歷——1938年徐州會戰時，夏家駿僅半歲，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父親夏次叔便死於國民黨之手。夏家駿母親得知此消息 後精神失常，不久便去世了。成了孤兒的夏家駿躲過桂林巖洞，目睹日機轟炸；逃到過老家湘西龍山縣土家寨，耳聞匪患；也 學會了做苦力，打草鞋、挑擔子、燒炭，只要能謀生，無所不為。

夏家駿13歲時，被鄉土改幹部安排進龍山縣小學上學，兩年後考入省立13中(今湘西吉首民族中學)；18歲時 考上清華大學建築系，因父親歷史問題沒有被錄取。1956年，他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61年至1963年讀明清史 專業研究生。畢業後，他被送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那裏學會了打炕、脱坯等體力活兒，瓦匠水 平不亞於6級；先後在4所中學教過語文、歷史、地理、數學；1974年他出版了《清代中葉的白蓮教起義》，之後又寫了 不少關於清史、地方史的著作和學術論文；1978年，他調到黑龍江省社科院從事地方史的研究，境況才有所改變；1983年，他的父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86年是夏家駿命運的又一次轉折點，他大膽地給中國政法大學老校長寫信，毛遂自薦要來當教授。結果他被調 到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並很快被破格評定為研究員。夏老戲稱自己是“8分錢郵票就調進了北京”。

1989年，夏家駿擔任北京市監察局特約監察員。不久，北京市某藥廠5名中層幹部狀告廠長貪污，夏家駿插手後 ，廠長很快就被撤職。當時一本雜誌披露了這件事，從那以後，夏家駿的家就成了信訪接待站。從此，夏家駿平均一天要接待 數名羣眾和接聽數十個電話。 ^[5] 

他向温總理提出了嚴打假報告的建議，並且説：“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對報告進行打假。”

夏家駿對記者説：“我既然是政協委員，就有義務去化解政府與羣眾之間的矛盾，下情上達。有羣眾在信中稱我‘民 間信訪局長’，這是一份信任。我每年大概收到羣眾700多件上訪材料，屬於一般案件的，我就直接轉給地方領導，解決率 約在70%；影響較大的案件，非得中央領導批示才能解決的，我就直接給中央寫信。去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給我批覆了10 封信，事情都得到了解決。”

在夏家駿眼裏是“小事”的上訪，夏老每年都要處理二三百件。而夏家駿眼裏的“大事”則是人命關天的案件。

河北唐山市的李久明，如果不是夏老“槍下留人”的呼喊和奔走，恐怕早已做了“冤死鬼”。就在被核准死刑、等待 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關頭，中國政法大學從唐山來的一名進修生急忙找到夏教授。夏老看了材料，又反覆核實一些細節，他便 試探性地給河北檢察院一位領導打電話説明情況，這位領導建議夏老最好給中央領導寫封信。夏老立即把信遞交給羅幹同志， 很快得到批示。3天后案件得到突破性進展，最終使幾名刑訊逼供的民警和公安局領導鋃鐺入獄，李久明無罪釋放。

像李久明這樣的小人物被冤枉已習以為常，然而遼寧省朝陽市市長劉向榮因與一位官大一級的領導有矛盾，而受到誣 陷就少見了。在某領導的指使下，檢、法兩院認定劉向榮向港商當眾借的2萬元是受賄，而港商也因刑訊逼供被打斷了腿，才 屈打成招。經過8個小時的審判，法院當庭判處劉向榮有期徒刑8年。夏老看了上訪材料後，認為這是打擊報復，就給中央領 導寫信反映。後來5個政治局常委批示，使劉向榮得以無罪釋放。

有時中央領導批示後，下面不但不解決問題，而且竟然向中央領導報告假情況。2004年1月，夏家駿前往哈爾濱 參加一個活動。在會場上，一位中年男子找到了他——雞西市政府拖欠企業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因為工資被拖欠，一位工頭 在農民工討債的壓力下，喝農藥自殺未遂。在哈爾濱經過多方面的調查後，1月4日，夏家駿提筆給温總理寫了一封信，專函 上寫的是“呈温總理”。但這封信幾經輾轉，卻到了雞西市政府。市領導看了信後，惱羞成怒，被欠薪的農民工討工錢更難了 。

2月16日，當事人之一的宋延壽再次找到了夏家駿，向他反映事情的惡化情況。夏家駿聽罷很氣憤，再次提筆寫了 一封信。這次，夏家駿沒有指望信能轉到總理手裏，他信中的稱呼是“中央領導同志”。這封信發出後不久，“兩會”召開。 正在參加小組討論的夏老，突然接到了全國政協信訪局的電話：“温總理批示了。”

總理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並註明：“家駿同志的信時至今日才收到，對他反映政府工作、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 激。”夏老説：“總理能夠對一位政協委員的信這樣重視，而且對我表示感激，我很感動。”

3月31日，黑龍江省調查組把寫好的假報告呈送國務院。温總理很快做了批示：“請家駿同志先閲。”夏家駿逐條 批駁，並附上了自己的報告，一併呈給了總理。他向温總理提出了嚴打假報告的建議，並且説：“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對報 告進行打假。”

中央很快派了聯合調查組，對“雞西案”進行調查。在中央的干預下，“雞西案”後來有了很大的進展。“調查組在 的時候，雞西市政府勉強還了農民900萬，還欠260萬沒給。調查組走後，聽説政府還要從發給農民工的工資款中收回1 00萬。而工程欠款3100萬，則頂着一分不給。”夏家駿對這件事憤憤不平。 ^[5] 

“我無權辦具體事，不過是把情況反映給領導，並通過許多正直的領導給困難羣眾辦些事而已。”

從人大常委轉到政協常委時，中央統戰部領導找夏家駿談話：“你還是正部級待遇。”但他從來就不去想什麼正部級 待遇，既沒有公車，也沒有私車。他説：“我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不算什麼官，與百姓容易溝通；我本是一個孤兒，從小 到大，時時處處受到好人的援助。責任感和良心都驅使我儘可能多地為百姓辦事。”

心繫弱勢羣體使他家變成了“上訪接待站”。全國各地進京上訪的老百姓很多都找他跪着、哭着申冤。幾年下來，上 訪材料能裝好幾個麻袋。對待上訪羣眾，他安撫備至，特別困難的，他吃住全攬下。如果案子蹊蹺，夏家駿二話不説，拎起破 皮包就走。

為了節省，在北京辦事他儘可能乘公交車或地鐵，很少打的；為了省手機費，他與人聯絡的方式大都是發短信，有時 把手指頭都摁腫了。實在沒錢花了，他就賣字。在中國首屆國際博覽會上，他的一幅一尺半的字，賣出了當場最高價1.8萬 元，他把這筆錢全部救助那些上訪的窮人。

夏老不喜歡別人稱自己是“夏青天”，但他默認了“布衣常委”這個稱呼。但在京城，流傳着這位“布衣常委”很多 尷尬的笑話。他曾被當成司機、隨從，不給文件不給座位；進人民大會堂開會，常被攔住詳細盤查。

“我無權辦具體事，不過是把情況反映給領導，並通過許多正直的領導給困難羣眾辦些事而已。”夏家駿最終選擇了 做一個下情上達的“綠色通道”。

這個“綠色通道”曾受到家人的抱怨。一方面是家人出於對夏老的心疼，一方面是夏老家裏經常是人來人往，使家人 不得安寧。但是，夏老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或減弱自己這個“綠色通道”的作用，而是積極做家裏人的思想工作，最終得到了家 人的理解和支持。

“綠色通道”得到總理的讚許。夏老曾給時任總理的朱基一個20字的直諫：信仰日弱，假話日多，權色日重，吏事 日怠，上下日遠。朱總理曾稱讚夏老説：“你是個好人哪！你是個好人。”現在，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夏老為數不多的特權之 一，就是可以在信封上寫上：總理收。夏家駿的祖輩曾經跟隨康有為公車上書，眼前的夏老，還保留着祖輩的風範。

採訪即將結束時，夏老的思路又回到了政協會的提案上。他説，今年的提案仍是老生常談——建立羣眾上訪的“綠色 通道”問題；還有這幾天在會上思考的精簡政府機關人員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盛世必裁員”。裁撤冗員，既符合歷史的 要求，也符合現實的需要。夏老認為，目前一些地方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既妨礙意見集中，又在羣眾中產生不好的影響。 ^[5] 

1974年他出版了《清代中葉白蓮起義》一書。在黑龍江省社科院工作期間，著有《清朝史話》、《中國人與酒》兩部著作。近些年來，又有10餘部專著和譯著問世，還有《乾隆削冗評議》、《乾隆懲貪述評》等百餘篇論文見諸報刊，並參加了《中國官制史》、《中國法律史大辭書》、《清代法制史》等著作的撰寫。

他工於書法。1994年以來，其書法作品多次在北京、長沙等地展出，出版了精裝本《夏家駿書法》一書。1995年2月，《中國藝術報》第一版以《學者、詩人、書法家》為題作了專門報道。他的書法自成一體，獨具風格，行、草、楷、篆諸體俱佳，在書法界較為少見。評論家評説：“他的行草有獨特神韻，既符合書法規律，又有自己的特點，篇章有疏有密，筆下有枯有潤，潤得飽滿，枯得有勁,每筆都有意念。他的小楷與趙孟頫的神似，厚重為本，略有飄逸。總的來説，他的字形柔潤，但內裏有剛，看起樸拙，實則瀟灑，是一個矛盾集合體。”

熊瑋：《雲上日出》，穿透苦難的陰霾 ^[1]  （發表時間：2018-11-20 來源：中國青年網）。奉獻這部細膩的愛國主義影片的，是青年導演熊瑋，影片主人公原型是85歲的著名學者夏家駿。1941年11月4日，天剛破曉，侵華日軍的飛機盤旋在湖南常德上空，他們沒有投下炸彈，而是投下飄飛的布條、棉絮，以及米穀、玩具。自以為躲過一劫的常德百姓，想不到更殘忍的死亡在等着他們。這一時期，也是生活在湖南的夏家駿最艱難的時候。母親病逝，出生後未見過一面的父親也在台兒莊戰役中殉國。85歲的夏家駿看過影片後掩面哭泣。電影裏年少的主人公勾起了他的回憶，幸福來之不易，靠的是頑強意志和樂觀精神，支撐少年不斷向前，最終等到了苦難烏雲散去，陽光照耀自己

他為人正直，性格剛強，曾被朱鎔基稱為“湖南蠻子”。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和公安部特約監察員，他敢講真話，為民代言，痛斥腐敗現象，與不正之風作堅決鬥爭，贏得了羣眾的敬佩。他有一首自勉詩：

兩袖清風步履輕，平生無意求虛名。

辛勞來解莊周夢，惟盡百年赤子情。

夏家駿作為體察民情的全國政協常委，被稱為“布衣委員”、“夏青天”。“不是律師，不在權力部門，但為老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特別是助推糾正一些冤假錯案，是夏家駿委員的最大樂事。這些年，他為老百姓辦過的實事、跑過的案子不知有多少。”（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評） ^[2] 

夏家駿先生作為著名歷史學家，治學態度嚴謹，學術造詣深厚，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歷史，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法律史、清史和中國通史的精品力作，填補了部分史學研究空白，在史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夏家駿先生作為無黨派人士的優秀代表，對黨有着深厚的感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履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職責，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政法大學評） ^[3] 

樂觀精神，支撐少年不斷向前，最終等到了苦難烏雲散去，陽光照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