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次叔

夏次叔，1904年出生於湖南省龍山縣桶東鄉小灣村。父親系清末進士。夏次叔幼時隨父課讀多年，故舊學頗有功底。 ^[1] 

1916年，夏次叔考入龍山縣城高等學堂後，同學們都戲稱他為“五經博士”。 ^[1] 

1923年，夏次叔來到省城，寄居親戚家中，白天去大麓中學補習，晚上為店裏搞些會計業務。夏次叔在長沙半工半讀了三年，除補習英語外，還自修了德語和日語。 ^[1] 

1926年，夏次叔考取北京大學政治系預科。 ^[1] 

1927年轉入北京大學本科就讀。夏次叔在北京，布衣素食，刻苦攻讀，孜孜不倦，深得蕭瑜、鄭浩然等教授的賞識，常予資助和指導。 ^[1] 

1928年，夏次叔先後當選為北大政治學會主席和北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風華正茂、才華初露的夏次叔，對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頗為奇怪，夏次叔以酣暢淋漓的筆墨，常為報刊寫些抨擊時政的文章，有時也作為傳單在校內散發。夏次叔所寫的《要求蔣介石停止圍剿井岡山紅軍》和《田中奏摺》兩文，公開指出“圍剿”紅軍是“將中國人民推向痛苦深淵的罪惡戰爭”。而“田中奏摺是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野心的大暴露”，在學生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1] 

1930年12月9日，夏次叔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青年與責任》一文，痛切地指出：軍閥政客官僚對社會國家可以不負責任，但是站在時代前面，負有領導社會使命的青年，對社會國家是不能不負責任的!”而中國青年應怎樣負起這一責任呢?他寫道：“現時青年的責任，在於為解除民眾的痛苦，鞭策實際政治社會的進步，參與勞動，為促進社會經濟的生產而努力求學……時刻想到為工農而效力，不然，我們學成之後，充其量也只能解決個人利祿，造成社會的特殊階級，為社會上多添一批高等流氓，於社會人類的福利無益!”這篇文章以洗練的筆調鏗鏘有聲地表達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1] 

1931年九一八事變猶如一聲驚雷，在中國上空炸裂。第二天，夏次叔與一些同學即發起組織北大學生抗日運動委員會，並擔任主席。他撰寫和散發《抗日運動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並同北平各校學生自治會及各反日團體取得聯繫。幾天後，他又針對北平市政府於9月23日公佈的所謂嚴禁學生罷課和結隊遊行的八條禁令，於第二天便組織北大師生集會抗議，用各種文字向國際社會説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真相，還提出與日絕交的主張。當他與中共北大支部書記魏克仁結識後，又共同組織了北平大學生南下示威團，同東北愛國人士領導的請願團一起南下，向南京政府請願。示威團雖在全國抗日救亡團體的聲援下衝破阻撓，抵達南京，但很快遭到國民政府軍警的鎮壓，有的被捕，有的遭毆打和關押，或用火車押回北平。夏次叔因而也成了特務機關追捕的要犯之一，處境十分危險。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他於同年11月，由北大二齋94號轉移到寶相衚衕，後遷蠟庫衚衕。雖然身處逆境，輾轉遷移，但他仍堅持秘密鬥爭，參與組建北大學生非常委員會的工作。 ^[1] 

1931年12月，夏次叔被中共沙灘支部秘密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 

1932年春，夏次叔經蕭瑜保送，啓程去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實現了他多年“留學重洋”的願望。 ^[1] 

夏次叔在法國巴黎大學期間，掌握了英、法、日、德、俄等五國文字，並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等作了較多的研究。美麗的異國風光並沒有沖淡他對祖國的眷戀，1935年，他學成回國，被國民黨政界要員陳銘樞、劉斐推薦給李宗仁，任廣西省政府秘書兼李宗仁私人秘書。他在廣西工作期間，是經濟研究會的成員，同陳劭光、李四光、範長江、夏孟輝、林素園、藩宜之等過從甚密，交宜很深。特別在調遷第四集團軍長官司令部上校機要秘書後，地位變了，仍不改他平日布衣粗履、清茶淡飯的樸素作風。

夏次叔學識淵博，喜愛撰寫文章，發表政見，每有餘暇，即伏案揮毫，為《自由旬刊》、《廣西日報》等報刊提供稿件。僅1937年4月至9月間，就有五篇力作在報刊上發表。如4月25日發表的《現階段中、英、日三角關係》一文，就直率告誡國人：“英為保其在華利益，它不願日本獨吞中國，更不願中國真能徹底獨立自主。其對華援助是有條件的、有限度的，故現階段中華民族的解放，主要的還是在於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犧牲抗戰的決心，依靠任何列強，尤其依賴帝國主義列強，其結果會徒然失望。”至於對日本的看法，他在6月5日發表的《林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展望》一文中，斷言：“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危機仍無法解決，相反，在軍部高度國防要求下，且將益轉強烈，最後誘導日本出於冒險戰爭之一途。”果如其言，不到一個月，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製造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平津失陷後，夏次叔在8月15日發表的《抗戰中遠東國際形勢的展望》一文中，大聲疾呼：“中國在這場戰爭中，顯然是處於被侵略地位。我們惟一的生路，便只有抱焦土抗戰的決心，憑自己的熱血頭顱去犧牲奮鬥，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解放。……因為不抵抗，其結果便只有亡國!”文中還分析了英、美、法、德、意諸國對中國抗日的態度後，深刻地指出：“不能對國際援助作過大奢望，轉至減低吾人抗戰勇氣。……中國果能運用有利國際形勢，同時又能痛下自力犧牲奮鬥決心，則最後勝利必屬吾人。”

1937年10月，夏次叔隨李宗仁同機到達徐州，負責協助李宗仁處理第五戰區軍政事務，隨即起草發佈有關打擊日軍，剷除漢奸，允許民眾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約法七章》。12月，又成立第五戰區民眾總動員委員會，由李宗仁任主任委員，夏次叔任組織部長，名列總動委十二名常委之首。夏次叔還吸收一批中共地下黨員到總動委工作，如郭影秋擔任組織總幹事等。夏次叔派任各縣動委的指導員大都是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並將統戰工作一直貫徹到區鄉，使這個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很有活力。

1938年4月初，台兒莊大捷後，中國國民黨採取種種策略把持了總動委，削弱夏次叔在總動委中的實權。有一次，夏次叔對郭影秋説：“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你們留下來已沒有必要，不如借下去檢查工作之名推動下面的工作。”新中國建立後，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郭影秋在回憶這一時期的情況時説：“抗戰中徐州地區的統戰工作的成績與夏次叔是分不開的。”“他對我黨許多主張如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等無不同意，無論從幾件大事，還是從處理日常問題上看，我們提出的意見，他沒有不同意的。”寥寥數語，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起的重大作用。

日軍在台兒莊戰役中慘遭失敗後，氣急敗壞，集中兩個師氣勢洶洶地進攻徐州。李宗仁部奉命於1938年5月18日午夜放棄徐州，於翌晨抵安徽宿縣北，旋即退至渦河北岸。這時橋樑渡船已被日軍炸燬，部隊於是分兵三路進行強渡。夏次叔負責指揮中路官兵搶渡時，不幸被趕上來的日本騎兵包圍，壯烈殉國，時年34歲。

2015年8月24日，夏次叔名列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