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¹，遐哉邈矣²。時來曷遲³，去之速矣。屈意從人⁴，非吾徒矣⁵。正身俟時⁶，將就木矣⁷。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⁸，不期祿矣⁹。遑遑匪寧¹⁰，只增辱矣¹¹。努力觸藩¹²，徒摧角矣¹³。不出户庭，庶無過矣¹⁴。

重曰¹⁵：“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¹⁶，而丁三季之末俗¹⁷。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¹⁸，貞士耿介而自束¹⁹，雖日三省於吾身²⁰，繇懷進退之惟谷²¹。彼實繁之有徒兮²²，指其白以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²³。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²⁴，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²⁵。出門則不可與偕往兮²⁶，藏器又蚩其不容²⁷。退洗心而內訟兮²⁸，固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²⁹，廉士亦煢煢而靡歸³⁰。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³¹，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³²。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³³，矧舉世而同迷³⁴。若伍員與屈原兮³⁵，固亦無所復顧³⁶。亦不能同彼數子兮³⁷，將遠遊而終古³⁸。於吾儕之雲遠兮³⁹，疑荒塗而難踐⁴⁰。憚君子之於行兮⁴¹，誡三日而不飯⁴²。嗟天下之偕違⁴³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⁴⁴，莫隨世而輪轉⁴⁵。雖矯情而獲百利兮⁴⁶，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雲稟性之惟褊⁴⁷。昭“同人”而“大有”兮⁴⁸，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⁴⁹，豈舒採而蘄顯⁵⁰？苟肝膽之可同兮⁵¹，奚鬚髮之足辨也⁵²？” ^[1] 

唉，多麼長久，有多麼遙遠。時運降臨得這麼遲，消失得又那麼快。違背初衷而追隨他人，不是我們這類人所做的。唯有端正自己的行為，等待歲月的流逝，漸漸走近生命的盡頭。憂思伴隨着時光流逝，何時才會醒悟？心中充滿憂傷，不再奢望祿位。一生中匆匆忙碌，只是給自己帶來羞辱，盡力想有所作為，反而徒勞無益，適遭其咎，只好不出家門，希望不再有過失。

結束語：“一生不能遇上夏商周三朝的鼎盛時期，卻趕上夏商周末期亂世敗壞的習俗。人人都希望通過狡詐去獲得亨通，只有意志堅貞、行為光明正大的人才自覺約束自己。即使每日多次省察自己的言行，日常依然是小心翼翼，不敢貿然行事。社會上有不少這樣的人，顛倒黑白。眼神很柔美，卻不幸失明瞭；有能言善辯的口才，説話卻吞吞吐吐。可惜鬼神不能改變人間事物的變異和乖戾，聖賢也不能使愚人改變其邪惡和迷亂。所以在外就仕不可與他們結伴同行，然自己懷藏才學，等待時機，又遭他們的譏笑排斥。只好退下，通過自省自責，不斷加強自我修養，儘管這樣，仍不知究竟朝哪條路走。回想上古時代政治安定或混亂時，廉正的人也孤單無依而無所歸屬，商湯時代有卞隨和務光，周武王時代有伯夷和叔齊。卞隨和務光想避世。結果投水自溺；伯夷和叔齊因避周而一起登上首陽山，采薇度生。倘若那些聖賢尚周章惶懼，何況整個社會，都陷入而迷糊，分辨不清。好像伍子胥和屈原，雖然已到了對故國不值得眷戀的程度，但仍不捨得與上述四人一樣，遊歷到很遠的地方，卻依然終古思慕故國。當我們這批人談到遠遊時。就會思考到路途荒僻、難於行走，因此君子竭盡辛苦，為了迅速實現自己的目的，應經常提醒自己要忍受飢渴。感嘆普天下的人都違背了這個原則，讓人感到竟無人可以與自己共進退。不如回到那儒學的事業上，不要再隨着社會形勢的起伏而輪轉。雖然改變了本性就能獲得百利，仍不如端正心意集中到某一有益的事業上來。很多人是受到某種壓力才行動的，怎能説那是人的天性就是狹隘的？占卜得“同人”和“大有”兩吉卦。“謙”卦上也説，尊者有謙而更光明正大，預示着應照此而辦，應默默無聞地起步幹，為何要顯示才華而祈求顯達？只要人在大的主要方面取得一致，哪裏需要注意那些瑣細的、外部的事情呢？” ^[3] 

此賦具體時間不詳，大概是作者晚年所創作，藉以表達其人格與志趣，以及其對世事的關懷和政治理想。 ^[4]  學術界有人懷疑此賦不是全文，但是證據不足。 ^[5]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開篇便以沉重筆觸感嘆建功立業、實現人生追求機遇的難得，充溢着一種對生命的焦慮。接下來談到“士”的兩難處境：“士”追求獨立不遷的人生操守，與“屈意從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時”，無奈人生不永。這種生命的大悲哀直攪得人心亂如麻。靜以待時將永無出頭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祿位之嫌，還可能事與願違，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牴觸籬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損傷，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後談到決定“士”的“遇”與“不遇”的關鍵是時代的好與壞。在作者生存的那個時代，世風崇尚以辯詐期通，而貞士追求耿介自律。這就形成社會環境與生命個體價值追求的矛盾衝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養，“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時。世俗人情既指黑為白又人多勢眾，連鬼神都無可奈何，聖賢也難能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門與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時宜之病。而歷史與現實有驚人的一致性：歷史時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樣沒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隨與務光，周代的伯夷與叔齊這些上古賢人，他們也只能以甘守貧賤作為生命的歸宿；剛烈些的，如伍員、屈原，則採取了極端的方式。但對於具有理性精神的“士”來説，極端方式未必可取。與天下時尚相違，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歸宿，這令作者憂慮彷徨。內心激烈矛盾鬥爭的結果是向“返身於素業”作自覺認同——默足與幽昧，不求顯達。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因為“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同時申明此舉措是理性的明智選擇而非稟性褊狹之舉。畢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為儒家提倡的一種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膽如一，不用顧慮瑣屑的鬍鬚與頭髮的區別。

全賦寫西漢時代特定條件下知識分子真實的生存狀態和矛盾痛苦，在如今看來仍具有一定的時空穿透力，仍可見當時環境下文人那種時不待我的苦悶與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退之惟谷”一段行文豁達得令人折服，其中所充滿的陰鬱和不可抗拒的悲劇色彩也讓人為之動容。 ^{[6]  [2]} 

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雖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狹之意盡矣。（《漢文學史綱要》） ^[6]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漢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所採納，除江都相，遷膠西相，去官，以壽終於家。在哲學上宣揚“天人感應説”，在倫理上提出“三綱五常”，開創了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局面，對維護封建統治有着深遠的影響。著有《春秋繁露》，後人輯有《董子文集》。賦風靡兩漢，故董仲舒亦偶爾創作，今僅存《士不遇賦》一篇。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