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耳崗

塔耳崗位於黃陂縣木蘭山東北麓，離縣城35公里，東北面與紅安縣山水相連，東南面與蔡榨鎮、長堰鎮接壤，西南與長軒嶺鎮毗鄰，西北與姚家集鎮交界。全鄉版圖面積105平方公里，東南面與蔡榨鎮、長堰鎮接壤，西南與長軒嶺鎮毗鄰，西北與姚家集鎮交界。全鄉版圖面積105平方公里，是個位處偏僻、交通閉塞的丘陵山區。

相傳在很久之前，木蘭湖曾是一塊平地。這裏土地肥沃，人傑地靈，老百姓們安居樂業。有一天，突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一條火紅的綵帶夾着一個火球從天而降，接着便是暴雨傾盆，雷電交加，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老百姓們不敢出門，只是閉門向天祈禱。一夜之間，這塊平地上突兀起一巒山崗，一座山峯。從此，這裏良田被毀，每年旱災水災不斷，莊稼無收，老百姓整天拜佛祈禱，求神靈保佑，也無濟於事。後來，有一位道長託夢對農夫説，那山崗是天上火龍下凡，那山頭是青龍下凡，它們都是玉皇大帝的守護神，因得罪玉帝被貶下人間，這裏便成了一塊火龍地，是長不出莊稼和樹木的。至今，這裏還有一種楓樹栽不活的説法呢！

後來，這裏有人離家出走，有的不願離開祖輩世代居住的老地方，就請來了一位風水先生，祁求看脈鎮邪。風水先生沿此地繞了幾圈，説這裏是龍獅相鬥之地，百姓不遭殃才怪呢。要想鎮邪，必須建造一座塔。老百姓就按風水先生的説法，選了一個吉日，在這條山崗上建了一座高塔，可是塔做起又倒了，接連做了幾次都倒了，百姓們沒有辦法，又去請風水先生來，風水先生看了半天，才説這塔做的位置不對，應該建在獅子的耳朵上，才不會倒，才能鎮住龍獅相鬥。老百姓果真按風水先生説的去做，那塔才沒有倒。從此，這裏又是風調雨順，百姓又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後來，人們就把這個地方取名“塔耳崗”，這個名字也一直沿用到現在的木蘭湖所在地塔耳崗街。

歷史上，由於社會制度的腐朽黑暗，代表帝、官、封利益的土地豪紳，長期壓迫剝削着農民，農業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裏，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阻滯，人民羣眾長期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全國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逐漸廣泛開展起來，董必武、陳潭秋、惲代英在武漢中學，湖北第一師範學堂，中華大學中學部為陣地，一面任教，一面從事革命活動，成立各種進步團體，創辦各種刊物，舉辦各類學校。通過多種形勢向學生宣傳革命道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宣傳新三民主義，宣傳反對列強，打倒軍閥，提倡男女平等，傳播馬列主義，很多學生覺醒起來成為馬列主義的傳播者和革命的鼓動者，有的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鄉當時在武漢中學女師、中華大學中學部讀書的學生方惠川、鄔華章、劉慧若（女）、胡德純（女）、戴惠蘭（女）等深受進步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武漢的我鄉青年工人雷紹英當時已成為工人運動中的骨幹，參加了我黨舉辦的工運講習所的學習，直接聽過劉少奇、李立三等當時黨的領導人的講課，擔任過武漢鋼幫會的委員長、特派員。

我區貧苦勞動人民和農村知識分子，不斷從回鄉學生、工人和商畈口裏聽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受到極大鼓舞，這些人開始有了新的覺醒，如農村知識分子陳金台、陳賓侯以及青年農民焦恆田（又名復興）、方慶陶等都成為後來開展革命的火種。

大革命時期即1924年—1925年間，從武漢回鄉的學生方惠川、鄔華章、劉慧若（女）、胡德純（女）等青年利用假期向廣大勞苦大眾宣傳革命道理。向陳金台介紹了“二·七”慘案，中國有了共產黨，工人罷工以及在武漢師生中流傳着馬列主義書籍的進少報刊等情況。方惠川、鄔華章還以老同學的關係給陳金台等人送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新潮》等書籍和雜誌，陳金台、陳賓侯等青年學生如飢假渴地學習了革命理論，茫茫默認望見了指路明燈，看到新世紀的曙光，很快在甲山經館讀書的學生中傳開了，並發動組織了對陳佐泉心懷不滿的陳賓侯、陳建平、陳明岐等六名學生利用霜降祭祖之機，公開向陳佐泉清算祖帳；共產黨人樂景鍾（三合附近人）陳華堂先後來我區沈家畈等地介紹廣東陸海豐農運情況，向農民宣傳反對豪紳地主的革命道路，在靜山廟廣佑寺、旋峯寺仙姑寺利用廟會活動機會，向農民宣傳“反對列強剷除軍閥，打倒土豪劣紳，成立農民協會”等；在黃安縣搞農運工作的共產黨人王鑑、江竹溪（又名竹青，均為黃陂縣人）來我鄉活動時（為鄰界地區，同正在佔家灣教私塾的陳金台取得了聯繫。從此，江竹青、徐書宏、陳少宏均為黃陂縣人，其住址與陳金台相近）等常到塔耳地區進行革命活動。1924年—1925年江竹青、王鑑先後介紹（吸收）陳金台、焦恆田、陳賓侯、方慶陶、方連伢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黨的組織，並在塔耳地區開展農運工作，同年秋、陳金台、焦恆田、江竹青把塔耳崗河東首先先發動起來的二、三十人，召集到旋峯寺開會，成立了塔耳第一個農民協會，當時還喝過雄雞酒表示決心團結奮鬥，革命到底。繼而在廣佑寺、西峯寺後廟、柿子樹店、柳家畈祠堂等地也成立了農協會，是時，男女入會人數已達數百人，經常捉拿土豪劣紳高帽子遊行或批判鬥爭。

1926年底至1927年春，我地農協會的發展進入了高潮，董必武同志先後到我地大盧家、大朱灣，廣佑寺等親臨指導，1927年3月在大朱灣秘密成立了塔耳區黨支部，號召貧苦農民團結起來，為推翻三座大山團結奮鬥，並在裁縫、窯匠，貧苦農民秘密發展黨員。這時（1927年5月）曹學楷代表鄂東特委在我地（黃陂北部）組建中共黃陂縣委，陳金台任縣委書記，塔耳的農民協會如雨後春筍，（7月間）在祠堂灣成立了塔區革命委員會，焦恆田任主席，李瑞三任副主席，雷紹松任秘書，全塔耳崗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打土豪的經濟革命——下條子派款，也叫“肉票子”。繼而陳金台在祠堂灣組建了中共塔耳區委員會，陳賓侯、吳才藻、朱煥書任正副書記，朱先保、杜子亭、張廣才、方慶陶、方連伢為區委委員，鄭發浩為秘書，後換為陳家和。縣委書記陳金台親自領導在我鄉叫花子河召開全塔耳地區農協會大會，當時鎮壓了大土豪朱成祖、陳伯倫、侯訓成，釋放了一批積極交付款子願意自新的豪紳。

“四.一二”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以後，在董必武指導下，陳金台認識到必須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同年夏，方德興為首的三十八人在橋邊灣成立了農民自衞隊，以刀、矛、叉為武器，與敵人開展鬥爭。隨着鬥爭的發展，在陳家大屋陳賓侯家建設立了熗炮局，製造土槍土炮，在陳家大屋成立了修械所，並將從漢口租界購買的彈藥槍支拆散運回後進行安裝裝理，還製造“撇把子槍”，用以武裝農民自衞隊。農民自衞隊的遊擊活動對實現“農工神聖”、“一切權利歸農會”的鬥爭，鎮壓敢於對抗的土豪劣紳；反擊前來侵犯的敵人，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七.一五”蔣、汪合流，下令解散農會，到處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革命鬥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已轉入地下鬥爭的共產黨人梁立標於1927年9月10月來塔耳崗跟陳金台等一起在塔耳地區開展鬥爭，陳金台根據鄂東特委指示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從塔耳、磨盤、姚集、河口、夏店等地發動組織農民武裝時，從北閥軍下來的徐海東在河口找到縣委書記陳金台，經田道生介紹，徐海東是共產黨，是回鄉參加革命的，陳金台當即表示正缺少軍事人才。於是指派徐海東擔任河口農民自衞軍隊長。同年11月縣委又指派徐海東率領河口農民自衞軍和塔耳農民自衞隊部分隊員去參加黃安麻城起義戰鬥，我參加方德興、方德安、潘子仲、李開佑等曾一同前去參加“黃麻起義”，尚健在的有潘子仲同志，李開保同志於86年春病故。

在此期間，李先念同志曾在我地中李家讀書，後到葉家田學木工，他積極參加了當時的革命活動，發動青年參加共青團，成立了塔耳崗地區第一個少共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

黃麻起義受挫折以後的1927年12月29日，吳光浩率領從激戰中突圍出來的曹學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王樹聲、佔才芳、佔學道、陳再道、江竹青等七十二人，轉戰到木蘭山、遵照省委決定，即時在雷祖殿舉行會談，將原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第七軍，組織了以吳光浩、戴克敏、曹學楷等為領導的黨委會，全軍分為三個分隊，在木蘭山下的車子洵以及我鄉的塔耳崗、仰天寺、朝陽寺、陳秀衝、山彭灣、觀音溝等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我地農民自衞隊（叫赤衞隊或叉隊）配合吳光浩領導的革命軍於1928年元月23日（大年三十夜）一舉打下羅家崗當鋪，消滅了橫行鄉下的羅勝元的反對武裝，並實行了開創濟貧，進當不可錢，給農民分發糧食、財物。分果實的農民羣眾持續三、四天，絡繹不絕。1928年3月返回木蘭山後，為了適應當前的鬥爭形勢，尋求殲敵良策，第七軍吳光浩等領導人召開了紅崗山會議，決定部隊分為四個短槍隊，聲東擊西，晝伏夜出開展濟南戰爭，吳光浩、曹學楷、江竹青、佔才芳、陳再道等人率領的手槍隊，常到我鄉各地開展遊擊活動，曾配合我鄉赤衞隊打擊袁水知、徐水戴、方發興等土豪劣紳。1928年4月初，曹學楷代表鄂東特委，在木蘭山下的尹家衝指派曾在武漢搞過工運工作回鄉的共產黨員雷紹瑛為黃陂縣委書記（陳金台已調任陂安南縣委書記）召集黃陂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柳建元、陳作模、王正道（多數為敵佔區人）等十多人，在木蘭山祁祠頂開會，健全了機構，研究了新的鬥爭部署。同年四月中旬，第七軍以吳光浩為道的領導人，在木蘭山下的陳秀衝又舉行會議，決定：“返回黃麻，組織再暴動”，“用游擊戰爭形勢號召羣眾：實行土地革命”，促進了我區革命鬥爭的進一步發展。

1928年春，塔耳地區的革命委員會，改為革農民主政府，當時我鄉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使土豪劣紳心驚膽戰，切齒痛恨，大豪紳陳佐泉為首的土豪劣紳，企圖把革命烈火撲滅，夥同國民黨反對派的反對勢力在我地建立民團，紅槍會，綠槍會等反對武裝組織，向我根據地進行圍剿，煉殺搶掠，無惡不作。橋邊灣郭家田、高家田的房子燒得最多，一次就達80多間，陳延林、方慶海、方慶奠、方玉保等許多革命同志慘遭殺害，農會組織受到破壞，為了打擊敵人反對氣焰，同年9月，陳金台根據省委關於要求各地武裝暴動的指示，對塔區已建立的農民自衞隊、赤衞隊、叉隊（以前名稱未統一）等武裝組織進行整編，1928年冬又在鄭位三、佔才芳、佔學道領導下，將赤衞隊等武裝集中到張家灣、張仕衝等地進行了訓練和整編，縣、區重建了游擊隊、特務隊、塔區武裝組織整編後，編為赤衞軍三十六團、團長李正清，各鄉還建立了赤衞軍連或營，地方赤衞軍一般是用刀、矛、鳥槍、土炮、撇把子手槍同敵人戰鬥。陳金台向我地傳達省委指示後，決定在塔區成立暴動指揮部，陳金台兼任指揮長，陳賓侯、朱煥書任副指揮長，方慶陶、方德興、朱先保參加領導。1929年2月組織領導一萬餘人在靜山廟舉行武裝暴動，陳金台向大家動員説：“勞苦工農要翻身，要就革命，要拿起刀槍向敵人衝殺，不殺盡土豪劣紳，革命永無出頭之日……”。參加暴動的人羣，，對縣委書記陳金台的動員講話，不時揮舞着數百面紅旗，揮舞着叉、矛、刀、槍。緊張動員結束後，有領導有組織的暴動大軍，衝向陳家大屋，陳佐泉及其反動爪牙聞訊後已經逃跑，暴動隊伍搗毀了陳佐泉的老巢；繼而襲擊了駐在柿子樹店的民團團部，奪取新購回的步槍28支；打開了鐵石墩紅學和民團等反對營壘；沒收了田慶昌的當鋪；農民分得了糧食衣物；沿途摧毀瓦解了大大小小的紅槍會、綠槍會等反動武裝組織，戰鬥中擊斃的俘獲武裝敵人數十人。1929年春，在靜山廟的張家灣將從赤衞軍中挑選的人員，組織了近千人的教導隊，由徐海東同志領導和訓練，這些人經過訓練後編入第七軍，紅二十五軍，大多成為紅軍的骨幹。通過靜山武裝暴動和一系列的武裝鬥爭，使我鄉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大片，為在塔耳崗地區實現武裝割據，實行蘇維埃政權政權，創造了條件，為擴大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9年2月，靜山暴動勝利以後，塔耳崗地區在陳金台親自領導下，經過工農兵代表會在各鄉（原建制）農協會普遍建立的基礎上，正式成立塔區蘇維埃政府——工農兵民主政權，其地址從河東祠堂灣遷到塔耳崗，區蘇主席李瑞蘭，副主席有陳明岐、杜子亭、劉春尤、秘書雷紹松、鄭哲卿，執委有彭崇元、方慶安、彭復興（女，健在）等。婦協會主席朱桂英、雷國清、方東香。武裝有朱全正、張廣才、劉傳建、劉莽。少共書記陳庚清、陳福初（現少將）、吳國華（女）等，代表會對所轄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鄉在農協會的基礎上先後成立的鄉蘇維埃政府和200多個 村蘇政權，大會還對進一步健全區鄉政制機構以及對加強建設少共團、農協會、婦協會、少先隊童子團等羣團組織提出了建議，通過了塔耳區蘇政府關於發展生產，服務戰爭，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針和實行措施，設立了民警局、糧食局、經濟合作社、被服廠、黨訓班和學校，蘇區形勢一派大好。同年3、4月塔區以第一鄉為重點全面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

1929年6—7月為粉粹“羅李會剿”（即中國民黨獨立第四旅旅長羅霖和暫編第二旅旅長李克幫），“徐夏會巢”（即徐源泉、夏鬥寅）塔區赤衞軍、游擊隊和廣大人民在陂安南縣委領導下，積極參軍參戰，擴大紅軍，支援前線。1930年塔區赤衞軍打垮了黃安縣吳家大灣吳伯朝的民團，周家樓的大刀會，擊退了前來進犯的王項侯所率領黃陂縣保安隊；配合紅軍參加攻打姚家集國民黨駐軍的戰鬥。1931年攻打了“山東人”甘正啓（混名，現研子川里人）的民團武裝。此外同入侵之敵也經常發生戰鬥。通過一系列的戰爭，不僅保衞了蘇區政權，發展了大好形勢；而且在戰鬥中鍛鍊了赤衞軍的戰鬥力，培養出一批英勇善戰的軍事人才。當時赤衞軍成為擴大紅軍併為紅軍輸送軍事幹部的重要來源，大批青年踴躍參軍參戰，有一次“擴紅”參軍的青年就有200多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全鄉參加紅軍的達四千多人，當時一般地方黨政幹部都兼赤衞軍領導幹部職務的，這些幹部在擴大紅軍時，到了紅軍部隊不少人被直接任命為部隊幹部。如早期紅一師政委焦恆田（又名復興）原紅軍團長（或特務大隊長、縣指導長），朱全正、方德興、劉莽、原湖北省軍區副政委張廣才以及現健在的老紅軍首長杜義德、袁學楷、雷震（已逝）、陳福初、李大清、方明勝、易治林、朱炎林、彭世才、李明楹、潘子華、王海東（已逝）、朱承啓（已逝）等，在地方工作時有的擔任縣領導幹部、游擊隊長、特務隊長、赤衞軍的連、營長，區蘇秘書、少共幹部、童子團長職務。因而使紅軍和赤衞軍能夠粉碎國民黨對我鄂豫皖邊區第一、二、三次的大圍剿。這些在戰爭中鍛鍊了指揮才能，所以領導的部隊有很強的戰鬥力。在激烈的鬥爭中，一大批優秀青年被提升到領導崗位，陳賓侯、朱先保、朱煥書先後擔任了縣委書記、縣長職務，陳金台同志任鄂豫皖總政宣傳部長。

一九三二年七月國民黨調集重兵分五路進攻鄂豫皖邊區，在開始的第四次大圍剿中，經河口一佔以後，紅軍主力轉移到平漢路西，離開蘇區。我地黨的活動一度處於低潮，有少數地方黨政人員留在鄂豫皖邊的獨立團、獨立師部隊裏，在徐海東同志領導下，離開此地打游擊去了，塔耳崢嶸人民又處於白色恐怖之中。

抗日戰爭暴發以後，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一致力對外，團結抗日”的主張，全國各地開始了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春，國民黨鄂東專員程汝懷指派胡季蓀率第七遊擊支隊來我區仙台寺組織了黃陂縣政府，胡季蓀任縣長，當時黃陂黨的組織為了“一致對外，團結抗日”，通過無黨派民主人士柳野青（我鄉人，任當時陂三區區長）和王崇豔（地下黨）的關係，與胡季蓀取得聯繫，胡季蓀是個軍人，意在利用“團結抗日”，收容愛國有為青年，能夠治理軍、政事務，有利於發展勢力，表示同意團結抗日，從而共產黨人魏天一、杜天仇、劉天明、祝季偉、彭何能等愛國知識青年，進入了胡季蓀的縣政府。魏天一在重新恢復的黃陂縣抗日動員委員會任秘書主持工作，祝季偉負責主辦了抗日人員訓練班，彭何能等組織一個宣傳隊，下分三個組，派到胡的部隊裏，一個大隊有一個宣傳組，他們在部隊裏深入到敵後農村，利用多種形勢向廣大羣眾和士兵宣傳抗戰，我地肖國進、劉道貞等青年曾投入了抗日宣傳活動，當時明士紳、陳用九、應伯倉等也參加抗日動員委員會工作，是時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劉法，表面上是縣動員會的負責人，背後向鄂東密告：“有異黨活動，縣抗日動員會為三天所把持”。程汝懷曾派人前來查處，好在羅厚福懷念打游擊來到我地，對劉法做作業了不少爭取工作，劉對羅司令只知道一個國民黨，始終堅持反對立場，為了維護團結抗日工作的順利進行，當即將劉法押到靜山廟的紅馬寨鎮壓了。胡季蓀領導的縣政府和軍隊在塔耳地區由於得到我黨和人民羣眾的支持，一時成為兵精糧足維持了敵後治安，保護了黃陂東北部人民的安全。有一次日寇進攻塔耳崗，經軍民團結奮戰，擊退了日寇的進軍，鼓舞了抗日必勝的信心，黨在羣眾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抗日工作的開展也更為順利。

我地愛國人士潘伯勳在磨盤寨一帶組織的人民抗日武裝，一次在大城潭攻打漢奸李漢朋部，潘伯勳英勇犧牲了，1939年8月初，我新五師第五大隊由黃岡過來，配合胡季蓀領導的第七游擊隊把李漢朋偽軍攆走了，同年九月，日本侵略軍的大部隊從縣城來掃蕩我仙台寺，日寇曾在王家河集體屠殺無辜人民羣眾數百人，造成大血案。在這次掃蕩中胡季蓀的縣政府和軍隊垮台了。

新五師和第一軍分區碾轉於塔耳地區的各地人民積極支援下，對國了黨鄂東遊擊隊袁少其、程朋等部匪軍和日寇進行多次戰鬥，攆跑了盤踞在塔耳崗的日本侵略軍。迫使敵、偽頑等反對勢力不能在塔耳地區立足。繼鄂豫邊區行政公署誕生以後，黃陂縣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於1941年春正式成立，縣下設區政府，我地當時為陂三區先後區周達五、彭何能任區長，祝季偉、向曉向（女）任區委書記，當時區叫區署。區內設有民政、建教、財政、秘密等股，民政股長周鼎新，建教股長樂繼毅，財政股長蘭田玉、彭幹，秘密股長塗石靈，還有一個約三十餘有的區中隊。區以下沿用鄉、保、甲的行政組織形式，只是把聯保主任改為“鄉長”，鄉保的區劃基本未變，鄉長人選也有少數未變，保甲根本未動。

陂三區管轄的鄉有：雙合鄉（長堰以北帶，鄉長彭軍齋）；新民鄉（三合店附近，鄉長諶佰均）；蘭復鄉（木蘭川，鄉長方集成）；馬段鄉（塔耳崗上下一帶，鄉長周鼎成）；禪竺鄉（楊保一、趙畈一帶、鄉長樂繼毅）；極嶺鄉（姚集一帶，鄉長方**、蘭田玉）；三合鄉（鄉長方幕浩、舒桃宜）；麓龍鄉（麓耳山一帶，鄉長段祥玉）；青白鄉（即柿子集，鄉長柳啓新）；長嶺鄉（麻盤一帶，鄉長楊緒新）；侯家鄉（大埠街一帶，鄉長王漢青）；白馬鄉（甲山寺一帶，鄉長柳孝阮）；城潭鄉（大城潭一帶，鄉長王紹羣、劉瑞庭）。其範圍是：漢（漢口）宜（宜化）公路以東，黃安線和長堰小河西，南抵王家河以下，北至黃安的上店。

1942年9月—10月成立陂安南中心縣（有五個區，壹一人中心鄉，即陂二區、四區、五區、陂城區、甲山區；青白、佔店、長嶺崗、雙合、金育五個中心鄉有四十多萬人口）。原陂三區除麓龍鄉以外的全部地區劃為甲山區，青白中心鄉（區同級，鄉長熊華兵），雙閤中心鄉（塔耳崗至長堰一帶，區、中心鄉下轄有小鄉，如白馬、城潭、禪竺、侯家、馬段等鄉）。1944年調整行政區劃時將甲山區合併於清白中心鄉。

是時陂安南縣政府，第一軍區和新五師師部等領導機關有時到我地駐紮，有領導人在我地開會，如任士舜等領導人在陳虎，開過幾次重要會議，新五師和第一軍區在這裏創辦了兵工廠、被服廠、紡織廠、印刷廠、捲煙廠；建立了醫院和公辦中小學校，陂安南縣或邊區辦的鄂豫工學、洪山公學、實驗中學也常到我地流動學習，參加生產運動。1942年至1946年間，塔耳地區的黨政羣團都有完整的組織機構。税務工作設有關卡，通過貫徹執行減租減息政策，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保證税收。儘管敵人實行禁運封鎖。我們的經濟工作仍然搞得很活躍，為邊區提供了給養；商業繁榮保證了軍民生活生產的必須用品物資。我地靜山廟、同興集、大埠街等地在當時都成為新開集鎮、塔耳崗、柿子樹店是農副工（手工）產品的集散地。已屬陂安南縣鞏固的中心地區。敵人視我地為眼中釘，有時有出騷擾，因為我們隨時有防備，敵人來後不是被我擊退，就是有計劃的作了轉移。1943年秋（或1944年春）的洪界山戰鬥，是一次較大的戰鬥，當時國民黨鄂東程汝懷派重兵襲擊我陂安南地區，新五師在李先念、陳少敏同志親自佈置和指揮下，組織了有名的洪界山阻擊戰，塔耳人民在各級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下，為阻擊戰的勝利積極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幾乎各村都行動起來，有的羣眾用水桶和籮筐挑着飯菜和茶水送往陣地，有的抬着擔架運送傷員，有的向陣地運送彈藥、軍用物資。出現人民戰爭的生動局面。我地黃祝（原咸陽軍分司令員、公安部軍事研究員，現離休在西安市）。李培林（原省財政廳副廳長，現任顧問）。柳野青（原省教育廳長後離休）。以及當時任過區長的肖幼斌（後離休居住在武湖）。擔任過鄉長、股長的肖國進（中原突圍離隊幹部）等許多同志，都是新五師時期在黨政軍裏工作，跟敵人浴血奮戰，直至抗日勝利、北上突圍，轉入解放戰爭的同志，我地區鄉政府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一起在行使政權。

1948年下半年劉振岐縣長率縣大隊工作人員來我地活動，張貼了黃陂縣愛國人民政府佈告，接收了青廉鄉鄉長張靜培和明德鄉鄉隊陳祝生等人帶槍投誡，恢復了嘉山區（嘉山為當時甲山之誤）政府組織機構。早期區長應少青和工作隊員到塔耳崗東后街召開羣眾和發展形勢，號召羣眾支持大軍南下，解放黃陂縣城，解放大武漢、解放全中國。1949年春嘉山區區長郝立卿，政委張亞夫、王貞元，民教助理員陳滌凡；我地原隱蔽下來或掉隊的朱伯階、柳孝院、佔進等同志都到區鄉參加了工作，廣大人民羣眾在當時鄉政府領導下，主動積極交送公糧，投入支前工作。

塔耳崗鄉是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老區，早期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這裏發動羣眾，指導革命實踐。陳金台、焦恆田、陳賓侯、方連伢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為這裏創建紅色政權，擴大根據地浴血奮戰，獻出了生命。這裏的人民羣眾勇於為革命前赴後繼作出貢獻，承擔犧牲。據統計，僅在二戰時期參加黨政工作和參加游擊隊、特務隊、赤衞軍、紅軍的共達一萬多人，其中參加紅軍的有四千多人。為革命犧牲的烈士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人，他們當中多數是黨政幹部、赤衞軍、游擊隊、特務隊和紅軍的同志。此外有九至十歲的童子團員，有的正是青春時期的婦女同志，有的是為掩護革命或因子女參加革命受到株連的老人。還有的是在當時“左”的路線干擾下被錯殺的好同志，全家為革命犧牲已經絕户的有二百九十三户；先後被敵人燒燬的房屋共達數百間，抓去變賣的家屬婦女一百多人，搶去的耕牛百餘頭，搶去的牲豬頭數無法統計。我軍政人員轉移後留下隱蔽的傷員和革命同志的後代，不少羣眾在白色恐怖時期冒着危險把他們當作親人掩護起來。如現在研子鎮住的老紅軍李祥魁北上後留一個兒子在王家灣王姓家裏，一直扶養到二十多歲，解放後其紅軍父親才叫回去了。1937年王羣同志負傷後在陳家衝養傷兩個多月，直到傷逾歸隊。程坦同志北上後將孩子留在陳家大屋由陳一男的母親撫養，直到解放後才接家去。

通過塔耳崗地區革命史的調查，從大量的史實中證實了塔耳崗鄉不愧為蘇區。正如我鄉現健在的老紅軍首長杜義德、陳福初、雷震、袁學楷、李大清、方明勝、李明松、朱炎林等同志在回憶時所談到的：“塔耳人民為革命作過許多貢獻，有許多革命同聲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塔耳人民在每個革命時期都能聽從黨的召喚，積極參加革命，是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要整理好塔耳地區的革命史，用來教育下代繼承和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

1、塔耳崗李先念舊居 位於木蘭鄉塔耳崗葉家田村，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李先念從靜山農民暴動紀念碑 位於武漢市黃陂區木蘭鄉塔耳崗靜山廟村，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2、甲山寺革命烈士紀念碑 位於武漢市黃陂區木蘭鄉塔耳崗甲山寺村，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黃安來到此地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居住於此。舊居坐南朝北，佔地面積約30平方米，系土磚牆、雜木檁、青瓦的普通農舍。現已大部分坍塌。

3、塔耳崗區蘇維埃政府舊址 位於木蘭鄉塔耳崗老街中段，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1929年，塔耳崗區蘇維埃政府在此成立。舊址坐南朝北，系磚木結構平房，佔地面積約300平方米。現已大部分坍塌。

張家灣遺址 位於木蘭鄉塔耳崗甲山村，屬西周遺址，面積約1500平方米，文化層厚2米左右。採集陶片以夾砂灰褐陶為主，泥質灰、紅陶次之，紋飾有繩紋，器形有鬲、甗、豆、簋、罐等。

1、陳家老灣遺址 位於木蘭鄉塔耳崗經堂廟村，屬西周遺址，面積約3000平方米，文化層厚1．5米左右。採 集陶片以泥質灰褐陶為主，夾砂黃褐陶次之，紋飾有繩紋、附加堆紋、弦紋，器形有鬲、罐等。

2、將軍墳墓葬 位於木蘭鄉塔耳崗將軍廟村，時代不詳，平面橢圓形封土堆，長徑約30米，短徑約20米，殘高3．5米左右。傳為木蘭將軍墓。上面採集有漢代板、筒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