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陵

堯葬榖林的記載，始見於秦朝呂不韋所編《呂氏春秋∙安死》 ：“堯葬於榖林，通樹之。”魏晉時期的皇甫謐著有《帝王世紀》，首次確定了堯冢的具體位置。書載：“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榖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首次將堯葬處，稱為堯陵。”今成陽（小成陽，鄄城縣富春鄉榖林東）西二里有堯陵。”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濮州知州韓鐸言：“堯陵在本州雷澤縣東榖林山。”明王道《濮州帝堯陵祠碑記》載曰：“竹林本榖林遺址，其為堯陵也，蓋無疑也”清乾隆元年（1736年），山東巡撫嶽浚《改祀濮州堯陵議》稱：“堯陵實在濮州城東南六十里，古雷澤之東榖林莊前。陵前有享殿三間在焉。”左為榖林寺，舊設祀田一百二十畝，濠地四十畝。州官春秋祭享。……堯陵在曹濮之間無疑，所謂榖林，界在曹、濮，今隸濮州。《清史稿》載：“濮州東南榖林，古雷澤也。乾隆元年，修葺釐正，定榖林（堯陵）為舊址。”“乾隆初，定榖林為堯陵，稽古證訛，萬世可守，嗣後祭告,率由舊章。”

2015年,菏澤市曹州文物考古所對堯陵進行勘探,本次勘探的重要收穫是發現堯陵修建在龍山文化遺址之上 ^[1]  。通過勘探得知龍山文化遺址平面呈橢圓形，南北最長約 420 米，東西最寬約 330 米，面積約 14 萬平方米。地理座標大致為：南端 N35°30′34.4675″、 E115°27′28.8859″；西端 N35°30′41.0870″、 E115°27′24.9436″; 北端 N35°30′46.8735″、 E115°27′33.5397″；東端 N35°30′37.4464″、 E115°27′34.0364″。在距地表 4.5 米以下，魯西南地區特有的堌堆文化特點顯現出來。其西部中間位置明顯凸起，南北狹長，而且坡度較大，東西稍窄，卻陡立。地下凸起部分長約 210 米，寬約 100 米，堆積較厚，遺址中部文化堆積厚度達10米以上，其周邊文化堆積則較薄。從勘探結果看堯陵遺址文化內涵豐富，出土遺物包含陶片、骨頭、燒土塊、琉渣等。從出土的文化遺物分析,該遺址主要包含明清、漢代、周代和龍山文化時期的文化遺存。

2015年11月,堯陵歷史文化論證會在鄄城成功舉行,專家、學者共計30餘人參會，在考察堯陵後，專家學者達成共識，鄄城堯陵龍山文化遺址14萬平方米規模宏大，遺存豐厚。堯陵不僅是上古堯帝的歸葬之處，還是一處漢代以來的祭堯遺址。 ^[2] 

據《濮州志∙ 堯陵古圖》載：陵區周圍繞有陵牆，內有享殿，東西朝房，更衣亭；陵園東南有聖母殿；大門南側有石坊。堯陵封土位於陵區北部正中，呈橢圓型，環封土一週繞有陵牆。封土前有清光緒二十九年八月濮州知州謬潤紱書帝堯陶唐氏墓碑一通；神道南部東側立有明嘉靖二十四年濮州知州薛孟立祭文碑。陵區內植有松柏200餘棵，把堯陵裝點的莊重肅穆，雄偉壯觀。1979年堯陵被鄄城縣革命委員會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堯陵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堯的傳説討論會(3張)

堯的傳説，流傳於山東省菏澤市牡丹區和山西省絳縣的民間傳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3]  。 ^[4] 

堯是中國古代傳説的聖王，後代傳説他號陶唐，姓伊祁氏，故亦稱為唐堯。《尚書》和《史記》都説他名叫放勳。堯寓村存有的古石碑、廟宇等遺址及遺蹟，據説都與堯王有關。每處關於堯王的民間傳説內容都十分豐富，情節也曲折動人，代表作品有《堯王興拜年》《埋人的説法》《娥皇女英拜壽》等。 鄄城縣境內與帝堯相關的民間傳説豐富多彩，有堯王“箕山訪許由”“歷山訪舜”“堯嫁二女”“智試娥英”“堯葬谷林”等十餘種。

2008年，鄄城縣人民政府將“堯的傳説”列入第一批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11年，“堯的傳説”項目列入菏澤市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5] 

堯陵遺址：是分佈範圍達14 萬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遺址，內含龍山文化時期、周代、漢代、明清時期遺存。其中清代遺存分佈範圍較小，約 1.17 萬平方米，位於現存堯陵封土以南、以東，可能是清代堯陵的建築遺存。 ^[6] 

堯陵及其附屬文物：自漢宣帝劉詢起（前73年），以帝堯為祖宗。《東觀漢記·光武帝紀》載，東漢光武帝劉秀於建武二年（26年）始祭成陽堯陵，這是有史可查的祀堯陵之始。《東漢觀記·光武帝紀》載“建武二年，”宜脩奉濟陽成陽縣堯冢，雲台致敬祭祀禮亦宜之。”

東漢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帝使祀堯於成陽（《濮州志·典禮》83 頁），永康元年（公元167 年）濟陰太守孟鬱建堯廟，並作修堯廟碑。由此可以推測，堯陵及堯廟應疊壓在龍山文化層之上。

封土：現存封土直徑35米、高 9 米 ，其上遍生榖樹。

附屬建築：陵區內原有享殿，東西朝房，更衣亭，聖母殿、中山夫人祠和石坊。因該地為黃泛區，歷史上曾多次被洪水淹沒，上述文物遺存均被淹沒於地下。

清代墓碑：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八月濮州知州謬潤紱書“帝堯陶唐氏墓”碑，立於墓前。

明代祭文碑：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 1545 年）濮州知州薛孟立祭文碑，立於墓前神道東側。

榖林雲日牌坊：2011 年 12 月-2012 年 1 月，在堯陵陵區南側水利施工過程中，發現牌坊遺蹟。經請示山東省文物局批覆同意後，發掘出土清乾隆四年榖林雲日牌坊構件共計 105 件，主要構件和附件均無遺漏，牌坊現已在原址吊裝復原。該牌坊為青石質，四柱三間門式牌坊，正間寬3.8米，次間寬1.6米，總寬度約8.5米，通高約5.75米。坊柱長方體抹角，正間石柱寬厚均60釐米，高4.8米，次間石柱寬厚均50釐米，高3.8米。坊柱素面磨光，柱頭蹲有神獸。坊柱頭兩側飾有云板，坊柱下前後有抱鼓石加固。正間額坊上題有“榖林雲日”四個大字，落款為“乾隆四年蒲月穀旦”。次間額坊上刻有卷草紋飾，沒有題記內容。“榖林雲日”坊位於堯陵神道的最南端，是進入堯陵陵區的標誌建築。“榖林雲日”坊用料沉穩厚重，構造簡潔大方，給人以莊重肅穆，雄偉渾厚的不凡氣勢，是古代牌坊建築中的珍品，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科研價值，它既是堯葬榖林的重要實物證據，也是關於榖林地名的考古發現，為中國文明起源和堯陵研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實物資料。

寒衣祭(3張)

鄄城地處海岱文化區與中原文化區的交界地帶，14 萬平方米的大型龍山文化、周代、漢代遺址的發現，對當地的古代聚落分佈、地方文化類型的建立，對海岱龍山文化與中原龍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中華文明起源以及社會發展脈絡和發展水平的研究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帝堯是中國古史傳説時代的帝王，也是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的第四位（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王，是中國社會從原始社會向文明轉化過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7]  堯“禪讓”於舜，舜“禪”於禹，構成了中國古史傳説時代特有的一段佳話，與大禹傳位於子啓，而開啓的“家天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研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展模式有着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

鄄城地處黃泛區，堯陵遺址文化層深埋地下4米至14 米，包含清代、漢代、兩週和龍山文化時代的遺存，其埋藏深度、地層堆積與變化，對研究當地生態、地貌變化及黃河水患等都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龍山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水平極高的一種考古學文化，也是中國社會從原始社會步入文明時期的重要節點。龍山文化及周代、漢代、清代遺址的發現，對研究各時期的社會結構、習俗、生產力發展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龍山文化的製陶、制玉，周代的銅鑄造、制玉、漢代的冶鐵、漆器、制玉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顯示出不同時代的各種工藝水平和審美觀念，對於我們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藝術觀念和工藝造詣都具有重要價值。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