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電影

1927～1931年是埃及電影的萌芽時期。5年內共生產13部無聲片。獲得好評的影片有1930年穆罕默德·克里姆由埃及文學名著改編的有彩色片斷的同名影片《澤娜白》；1931年託果·米茲拉希自導自演的反吸毒片《可卡因》、《5001號彩票》等。1929年舒克里·拉迪用唱片給無聲片《月光下》進行配音。3年後,導演克里姆與尤素福·烏赫白合作，成功地完成了《貴族子弟》的拍攝和配音，誕生了埃及第一部有聲故事片。

30年代，埃及電影有相當發展，錄音技術也日趨完善，以音樂歌唱片為主。主要有克里姆導演、著名女歌唱家烏姆·庫勒蘇姆主演的《心的頌歌》（1932）、《白玫瑰》（1933）、《愛之淚》（1935）。艾哈邁德·巴德爾汗導演的《友誼》（1936）深受印度、南美觀眾歡迎。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P.羅伯遜也專程前來和女演員科卡合拍了《鹽》。這個時期，喜劇片和情節劇也有了較大發展，主演《太平無事》（1937）、《歐默爾先生》（1937）的納吉布·裏哈尼以及主演《巴哈巴師父》（1938）、《巴哈巴哈帕夏》（1938）的法齊·吉澤伊裏都是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喜劇演員。

埃及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思想抬頭，反對外來思想的影響，開始出現一些社會批判和反殖民主義的影片。最具代表性的影片當推卡瑪爾·薩里姆的《決心》（1940）、《窮人們》（1943）以及《星期五晚上》（1945）。艾哈邁德·凱瑪勒·默爾西的《工人》（1943）提出了失業問題，穆斯托法·米亞齊的《願望》（1938）、《善有善報》（1938），艾哈邁德·巴德爾汗的《新的一代》（1944），漢利·巴勒卡特的《我殺死了父親》（1945），卡米爾·泰勒姆薩尼的《黑市》（1945）等也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這個時期純歌舞片與喜劇片逐漸合成一個新片種，充分表現了埃及、黎巴嫩等東方歌舞新意。主要有阿卜杜·烏哈勃的《歡樂的一天》（1940）、《被禁止的愛情》（1942）、《心中的子彈》（1944）和法裏德·阿特拉希的《青春萬歲》（1941）、《青春的夢》（1942）等。

埃及電影年輸出平均60部。戰後，工業復甦，工人觀眾激增，製片業迅猛發展。到1952年革命前夕，共生產故事片400部左右，註冊的製片公司和製片廠也由戰前的24家增加到 148家。

製片商投觀眾之好，出品的絕大部分情節劇都以大團圓結局，大型歌舞鬧劇和小型歌舞時事諷刺片佔了主導地位，如1949～1950年，48部影片中歌舞片佔35部。少量演員同時參加多部影片的拍攝，導致演員素質降低，影片題材雜亂。

1952年7月23日法魯克王朝被推翻。革命後，電影機構進行了一系列國有化改革，電影屬文化和國民指導部領導。1955年成立電影革命委員會，在各省設立分支機構，它們放映影片，宣傳革命思想和社會改造。1956年通過法令保護民族電影，規定一個月內至少放一部國產片。1957年成立電影發展組織。1959年電影學院成立。

50年代曾拍出了第一部彩色片《我父親是個新郎》（1954）和第一部寬銀幕片《女嚮導》（1956）。革命成功促使了文化藝術的新發展，50年代初，湧現出一批新的導演，他們的創作傾向是現實主義的，一批有時代氣息、反映革命和鬥爭的新影片出現在銀幕上，如反對殖民統治的《打倒帝國主義》（1952）、《我們屋裏的男人》（1961）、《穆斯塔法·卡米爾99》（1956）；反映巴勒斯坦戰爭的《和平的土地》（1957）、《黑姑娘西奈》（1959）；反映蘇伊士運河戰爭的《囚犯艾布·扎白爾》（1957）、《塞德港，熾烈的愛》（1958）；反映當代革命的《真主和我們在一起》（1954）、《回來吧，我的心》（1957）；反映阿爾及利亞反殖民鬥爭的《阿爾及利亞姑娘──嘉米拉》（1958）；反映農民反對剝削的《山谷裏的戰鬥》（1954）、《綠色的土地》（1957）；反映和地主、高利貸者鬥爭的《沉默的》（1961）、《年輕人》（1957）等。

新一代最傑出的導演有S.艾布·賽伊夫、尤素福·夏欣。前者50年來共導演了50多部影片，為埃及新現實主義開闢了道路。後者30年來也拍攝了40多部影片，以選材獨特、藝術手法迥異而蜚聲埃及和阿拉伯影壇。他的《再見吧，博納巴特》（1985）、《中央車站》（1958）、《亞歷山大，為什麼》（1978）都先後參加戛納和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並獲獎。其他導演還有侯賽因·西德基、伊布拉欣·艾茲爾丁、艾哈邁德·巴德爾汗、H.巴拉卡特、陶菲格·沙拉赫等。

50年代埃及電影的現實主義潮流突破了迴避現實、單純追求形式或一味描寫內心世界的侷限，但它們和同時代的文學一樣，不能深刻理解所描繪的事實，只是提出了問題，但挖掘不到癥結所在，更找不到解決辦法，最後，依然是商業性的情節劇佔上風。

1959年初電影國有化改造繼續深入。1963年，埃及電影、廣播、電視總組織替代電影發展組織，同時成立四家公司：電影總公司、電影發行總公司、電影合作製片總公司、電影製片總公司，統管全國電影事業。同年，以本國力量在米斯爾洗印廠拍攝並洗印了彩色故事片《尼羅河的新娘》。1964年，動工興建電影城。1968年成立電影俱樂部。1969年成立藝術科學院，下設電影、戲劇、音樂、芭蕾等分院。

在1967年的中東戰爭中埃及失利，暴露了政治、經濟上的一些弊端。中青年電影工作者很快地以《憤怒的青年人》雜誌為基礎，組成“新電影協會”，會員最多時達400人。他們發表宣言、確定方向，認為“50年代的新導演們踩出了一條政治電影的新路，但缺點是各自為戰。這一代必須分析社會形勢，明確立場”。

1968年，他們認為埃及電影沒有真正的民族性。要求“真正能剖析埃及問題根源的新電影必須從埃及文化內部出發”，“放棄照抄外國模式，創造新形式”。他們反對 3種錯誤傾向：無目的美學手法、為藝術而藝術、形式上的平庸和濫用重大題材。同年，協會和國家制片廠合作，生產了被稱為“青年電影”的《小路之歌》、《彼岸的陰影》。

在青年電影的影響和崛起的同時，出現了一批取材於文學作品，以當前正在發生或剛剛發生過的事件為主題的政治影片，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突出的有凱瑪爾·謝赫的《失去影子的人》（1968）、《米拉馬爾》（1969），聲討權力中心非法手段的《逃亡者》（1974），涉及大多數青年人問題的《我們向誰開槍？》（1975）；尤素福·夏欣的探討1967年中東戰爭失敗主因的《麻雀》（1973）；馬姆杜·舒凱里的關於糾偏運動的《清晨來訪》（1972）；阿里·巴德爾汗關於權力中心殘酷鎮壓人民的《卡爾納克咖啡館》（1975）；塞義德·馬爾祖克的《罪犯們》（1975）；穆罕默德·拉迪的《太陽後面》（1974），等等。這些影片一掃過去歌舞昇平、滑稽逗樂的氣氛，把人們帶進現實。

除政治片外，其他較突出的還有反映知識分子的《英雄們的戰爭》、《不是談愛情的時候》、《歧途》；反對殖民主義和侵略的《新一天的曙光》（1964）、《選擇》（1970）、《薩拉丁》（1963）；反對地主的《土地》（1969）；反封建的《罪惡》等。

1971年電影、廣播、電視總組織撤銷，電影生產又回到私人手中，4個總公司的電影器材出租給個人使用。有政治內容的影片幾近絕跡，影院上座率日趨下降。

1985年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新片上映達68部，創25年來的最高紀錄；觀眾對最叫座的影星拍出的情節劇和喜劇反應冷淡，而一些反映社會問題的影片，如《律師》、《法蒂瑪被捕之夜》、《最不受人尊敬的人》等受到廣泛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