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客衝突

清末，人口劇增（各地移民及自然人口增長），人民生活困苦，生存資源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因為當時政治、經濟都非常急劇變動，因此慘烈的土客械鬥發生就在這種背景下。此外，當時政府的挑動，以及地主土地制度的限制等，也是土客衝突的重要原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流動人口的數量急劇增多，隨着流動人口數量持續增多,各個城市中都多少出現了一些外來人員聚集區,外來人員和本地居民形成了兩大羣體,而這也使得“新土客衝突”事件層出不窮。 ^[3] 

土客衝突發生的時間跨越度也很長，從明朝中期到清末均有發生，但絕大多數土客衝突均發生在清末（19世紀40年代-19世紀末）。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個城市的外來人員和本地居民形成了兩大羣體，“新土客衝突”事件層出不窮。 ^[3] 

土客衝突發生的地點很多，在廣東、廣西、江西、湖南、浙江，蘇北，東北等地許多地方都曾經發生過。

現代發生在浙江湖州的"織裏事件"是一起具有典型性的新土客衝突羣體性事件，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許多村鎮出現了外來人口遠超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掛"現象，同時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的"新土客衝突"事件亦不斷增多。 ^[6] 

清咸豐同治年間蘇北銅沛原居民與魯西南移民之間的湖田權屬之爭。 ^[1]  咸豐年間的兩次黃河決口,先是把蘇北銅沛一帶部分鄉民趕出“守望相助”的共同體,繼而將魯西南災民驅趕至此,由此徹底顛覆了當地鄉村的社會秩序。而恰逢其時的捻軍行動和湖匪騷亂及其與移民的某種巧合性關聯,使土客之間的關係更為錯綜複雜。這場轟動晚清朝野的湖團大案是由田產糾紛而起,但癥結是土著“心懷不平”的嫉恨心態與“盡逐此數萬人而後快”的排外意識,根源在於雙方文化的差異,即其實質為兩種基於差異性地域文化的意識共同體的衝突。 ^[7] 

清末，廣東“四邑地區”有土客械鬥。四邑地區處於廣東珠江三角洲西部，從明清年間開始，移民到四邑地區，到了清朝末年，於咸豐及同治年間，四邑地區發生了土客械鬥。

19世紀中葉大規模的移民浪潮,使蘇浙皖交界地區成為移民麇聚之地。移民的大量遷入,使土客衝突等社會問題頻發。 ^[4] 

地處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邊緣地帶的湖州府,是一個多低山丘陵,又有少量沿太湖下隰平原的地區。作為太湖水系的上游,這裏的植被維護和水系穩定一直受政府的關注。但在清代,由於外來棚民的大增及其無節度的租墾活動,很快導致了山丘地區的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在引起河港水利淤廢的同時,也加劇了水災的危害,從而使生態條件並不穩定的湖州鄉村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土客衝突與治安難靖都相伴而來。 ^[5] 

土客衝突給當地人民，無論是土方還是客方，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歸究其原因，不同研究者的説法都各異，但普遍接受的一點是：土客衝突的本質，在於爭奪生存資源；而其極端形式——土客械鬥，則是鄉村爭奪資源的一個極端形式。

清咸豐同治年間蘇北銅沛原居民與魯西南移民之間的湖田權屬之爭，曾國藩以保障各方財產權和生存權為前提,強化國家法理的至上地位,儘可能順應民間"私情"與尊重"共有的習慣",通過確認合法產權與重新分配權利,成功化解了國家利益和民間利益之間的矛盾,實現了多方共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