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歷史學會

國際歷史學會在1926年成立之際，一戰結束才八年。學會目的是為一戰中相互為敵的史學家提供一個溝通機會。那時，歷史學家，特別是以德國和奧地利為一方的史學家與法國和比利時等國為另一方的史學家之間充滿敵意和不信任感。因此，這種交流在當時比較困難。德國曆史學家到處受到抵制。感謝美國提出的動議，戰時相互為敵的史學家最終走到了一起。從政治的角度看，國際歷史學會是為了克服當時迷漫於各國特別是歐洲國家史學家之間濃厚的民族主義氣息，學會力圖增進世界各地人民的相互瞭解。從方法論上説，學會是為了加強史學家的協作進而超越當時盛行的國別史研究範式。

十九世紀末，召開過幾次大型的國際史學會議，其中第一次會議於1898年在荷蘭首都舉行。接下來，1900年在巴黎，1903年在羅馬，1908年在柏林，1913年在倫敦。應當説，當時已經開始了國際協作，但在一戰期間都被破壞了。

1923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另一次國際史學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為了同民族主義的分裂勢力作鬥爭，建立一種國際性的史學家聯盟，提倡超越民族界限的史學研究新方法，來自不同國家的史學家決定建立一個國際史學組織。這最終導致1926年國際歷史學會的成立。

學會的第一任主席（1926－1933）是挪威人科特豪丹(Halvdan Koht)，1933年起是來自英國劍橋的哈羅 特默帕理（Harold W. V. Temperley）。1938年起是來自華盛頓的沃爾多 裏蘭（Waldo G. Leland）。最重要的職位是常任秘書長，是來自法國的Michel Lhéritier。辦公地址設在巴黎，資金主要來源於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各國史學會不斷加入，學會成員從26年到39年翻了一番，從22個增加到46個。成員主要來自歐洲，但在1939年的46個成員中，也有十四個來自歐洲以外的國家，包括美國、部分拉美國家、中國、日本、印度和土耳其。我前面提到過，中國是在1938年加入的。

學會每五年召開兩次大會，所有的成員國派代表參加。在大會召開間隔之際，學會設有委員會，主要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委員會的九個成員來自歐洲和美國。

國際歷史學會的主要活動是每五年組織一次國際史學會議。1928年，會議召開在奧斯陸，1934年在華沙，1938年在蘇黎世。奧斯陸和華沙會議約有一千多人蔘加，蘇黎世會議近於800人左右。每次會議大約提交250－300篇論文（其中包括報告和講演稿），內容涉及所有的歷史分支學科，如：經濟社會史、制度和機構史、宗教史、思想史和藝術史。理論問題很受關注，歐洲史占主導地位。分期按照歐洲劃分：古代、中世紀、現代。最受關注的論題是民族和民族國家。提交論文的語言主要是法語、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

大會提倡運用比較法以超越單一的國別史，比較法被視為歷史學國際化的主要方法。

二戰期間國際歷史學會名存實亡，當各民族加入戰爭、陷入災難之時，國際合作不復存在。

二戰後國際歷史學會進入它的第二個發展期。始於1948，止於80年代後期。1985年有47個國家的委員會登記成為國際歷史學會的會員，比1938年多1個，其中有30個歐洲國家（包括蘇聯）和17個非歐洲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其中，此外還有日本、韓國、朝鮮、蒙古。澳大利亞在1964年加入。雖然學會會務局成員主要還是西方人——歐洲最多，北美次之——但，“世界其餘地區”中――墨西哥、委內瑞拉、印度、尤其日本――至少有1位，有時是2位會務局成員亦成為慣例，但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仍然缺席。

自1950年始，所謂的“國際委員會”成為國際歷史學會的成員，獲得完全承認並擁有投票權。“國際委員會”是由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組成的，他們一起致力於某一個專門領域。 1985年有20多個國際委員會，其中有非洲歷史學家協會、俄國革命史委員會、社會結構和運動歷史委員會、經濟史委員會及非常積極的史學史委員會。這表明國際歷史學會擁有兩大支柱：各國委員會和對某一問題或領域具有共同興趣的各國際專業團體。

學會主席五年一輪，但學會秘書長一直是法國人：Michel Fran？ois作了30年， Hèlène Ahrweiler在80年代任職。美國停止了財政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開始提供資金，但學會主要經費來自會員。50年代該組織移至洛桑，其財政廳就一直在那裏。

1950至1985年間，五年一次，共舉行了八次國際大會：巴黎、羅馬、斯德哥爾摩、維也納、莫斯科、舊金山、布加勒斯特、斯圖加特。大多數會議受到舉辦國公眾的關注，成為公共事件。

國家首腦和政府代表通常出席開幕式。參加人數超過2000名，有時甚至超過3000名。

主要趨勢是什麼？很明顯非歐主題日益重要，雖然仍居少數。提出了象“專制主義”“工業化”、“1750年前之價格史”、“15和16世紀國家政治結構”這樣具有普遍性的題目。這些問題來自西方歷史，但可以用廣泛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包括探究非西方的情形。方法論的討論佔大會很多時間並受人關注。

歷史學家之間曾經有過爭論。與社會科學相關的結構與過程、歷史學家喜歡運用分析性概念，有時又使用定性的方法；更多的“歷史主義”史學家強調敍述的方法、描述的方式，有時是傳記的方法。前一類歷史學家以法國“年鑑”學刊為代表，在1950年代的巴黎就已經很強大了，60、70年代得到更大發展。後一類歷史學家也從未徹底消失，他們在70和80年代重新獲得自己的地盤。自然，兩類內部也是高度多樣化的。

另一個重要的爭論發生在共產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列甯主義歷史學家與西方國家的歷史學家之間。他們就這一學科的基本問題，歷史學的哲學基礎及其在當今的作用這些問題上，展開了熱烈的爭論。還討論了象“封建主義”和“階級”這樣的關鍵概念，週期化這樣的主題，與革命和戰爭這樣的單一歷史因素。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ICHS組織的國際會議為來自東西方的歷史學家提供了見面的平台，而在當時冷戰的影響下，他們並不是能夠頻繁相見的。在美國為首的西方與蘇聯為首的東方之間架設橋樑，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提供交流的機會，是第二個階段國際大會的主要任務，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1989/1990年度，由於東方集團的瓦解和共產主義的崩潰，這一使命也隨之終結。除了在少數地區特別是朝鮮，東西方的緊張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結束。同時，ICHS經歷了來勢兇猛的、加速進行的全球化。不僅經濟領域如此，觀念的交流與交換也是如此。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歐美與亞非的關係正在以一種新的方式變得越來越重要，已經成為一種實際的和一種智識的挑戰。這是我們議事日程的首要問題。

最近組織的四次國際大會：1990年的馬德里大會、1995年的蒙特里爾大會、2000年的奧斯陸大會和2005年的悉尼大會.有“西方與非西方史學的遭遇”這樣有意思的內容，有全球化與全球史的重要討論，有向更具普遍性的問題的決定性轉向，如“歷史中的古老年代及其變化”或“帝國”或“歷史上的散居部族”這樣將非西方的歷史完全整合進來的問題。亞洲、拉丁美洲，甚至更多的非洲歷史學家一直不能成為ICHS的會員。傳統上來講，ICHS幾乎是全部由歐美史學家組成的機構，僅有幾位日本史學家例外。它正嘗試將其它非西方國家的史學家吸收進來，正在走向更具統合性和真正的國際性。

國際歷史學會現任主席是馬德里大學的Jose Luis Peset教授

ICHS在中國的近期活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曾邀請國際歷史學會現任會長、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于爾根·科卡教授於2001年12月6日到12日來華訪問一週

2004年4月5日，國際歷史學會會長尤爾根· 科卡（Jürgen Kocka）教授應邀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作重要學術演講.

2007年9月15-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史學會在北京承辦“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員組織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