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新軍閥

國民黨新軍閥，是對1927年叛變大革命後，霸據一方，實行反動統治，互相爭權奪利的國民黨軍事實力派的總稱。對於新軍閥反動統治出現的歷史條件、階級根源及其性質，毛澤東同志曾經作過深刻的闡述，他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① ^[1] 

毛澤東同志這段論述使我們認識到，國民黨新軍閥與北洋軍閥一樣，都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地方性農業經濟的存在和地主買辦階級對人民大眾的殘酷壓迫和剝削，是新軍閥產生的國內經濟基礎和階級根源，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則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但新軍閥形成的具體歷史背景與北洋軍閥不同，它又是國民黨軍事實力派背叛大革命的產物。 ^[1] 

開始參加北伐，以後背叛大革命而成為新軍閥的國民黨軍事實力派，其來源可分為兩部分。其大部分是從舊軍閥系統中分化出來，整建制地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如南方的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六、八軍（即譚延闓派、程潛派、唐生智派等湘軍），第三軍（即朱培德的贛軍），第七軍（即李宗仁、黃紹、白崇禧的桂軍），第九、十軍（即彭漢章、王天培的黔軍），北方由馮玉祥統屬的國民聯軍、閻山統屬的晉軍。至於隨着北伐的勝利進軍而隨時改變成國民黨旗號的原北洋系統的地方小軍閥，則更是名目繁多，如夏鬥寅、周鳳岐、陳調元之類。另一部分是來自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後組建的所謂的“黨軍”。雖然我黨曾在這些軍隊中作過大量工作，使這些軍隊有所進步，但由於這些軍隊的首領視兵權如命，不允許對他們的軍隊進行革命的改造，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又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因此這些軍隊基本沒有改變舊式僱傭軍隊的性質。 ^[1] 

這些武裝力量參加北伐大革命，有的是由於受到大軍閥的壓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護來保住自己的勢力；有的是因看到直系、奉系等舊軍閥的台已是大勢所趨，而暫時歸順大革命的潮流；有的是由於各地均被舊軍閥分割而難以發展，期望藉助革命的旗號擴展實力。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期望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制，但這種人在軍事實力派中居少數，並且沒有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準備。這幾部分人從各自的利益出發，都有推翻北洋軍閥政府，發展自己勢力的要求，但又都感到缺乏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大革命的勃興、國民黨及廣州政府的聲望對他們有了吸引力。於是，他們表示接受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紛紛帶領私家的軍隊投靠國民黨，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或者投身於“黨軍”的組建工作。 ^[1] 

但是，隨着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徹底打倒封建勢力，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農民鬥爭在廣大農村開展起來；要求減輕剝削，實現政治民主的鬥爭在城市工人、店員中開展起來；要求除廢軍閥制度，實行軍隊生活民主化的鬥爭在國民黨軍隊士兵中開展起來，使這部分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軍事實力派的切身利益受到嚴重威脅，他們害怕革命深人發展，時時設法脱離革命，企圖找到一條既能攫取更大的統治權，又能打着革命旗號來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從上海十里洋場投身到革命隊伍中的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首先發出了反共叫囂，終於造成上海“四·一二”大血案。其他國民黨軍事實力派相繼起而效尤，戴若“革命信徒”的假面具，瘋狂地鎮壓人民革命，可恥地背叛了大革命。 ^[1] 

國民黨新軍閥內部發生長期的爭鬥，一方面是反動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矛盾的反映，他們各霸一方，都想稱王於中國，因此爭戰不已。同時，也是帝國主義爭相侵略中國的矛盾的反映，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