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專小學

1939年2月，省教育廳正式批准“國專小學校”開辦，聘請伍遠資為首任校長。學校成立董事會，李光前任董事長，陳村牧任副董事長，伍遠資兼任校董會辦事處主任；董事13人，他們是：李碩果、李引琛、李玉麟、李玉榮、傅無悶、侯西反、陳濟民、陳森茂、李天賜、李五香、李成楓、傅定國、李家駒。

從此，國專學校的擔子便落在主事的伍遠資身上。

伍遠資是集美校友，畢業於集美師範學校，深受陳校主傾資興學“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奉行陶行知倡導的“生活教育”理論，重視教育隊伍建設，注重活的教育和聯繫家長。由於伍遠資忘我地工作，並有效地爭取社會的支持，國專學校很快就走上了軌道，得到發展。

可是，芙蓉鄉里有些人認為“肥水不流外丘田”，僑商鉅富囑辦之事定有利可圖，豈能落入外鄉人之手?於是，他們寄匿名信、恐嚇信，信中夾有子彈，威脅、恐嚇伍遠資；有的則公開跳出來，當面挑釁、圍攻伍遠資。陳村牧接到伍遠資表白的信函：“平生名利至淡，全無其他慾望，成人之美，貫徹始終，此弟來蓉之志。”

村牧深受其獻身教育的赤誠之心所感動，他明知這些無恥之徒，明裏是要挾伍遠資，其實矛頭是對準自己的，但也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親自到芙蓉鄉解決這件事，旗幟鮮明地支持伍遠資。陳村牧和伍遠資這種獻身教育的精神，不僅得到李光前的支持，而且受到李氏家鄉絕大多數族人的擁戴。

1940年春，國專小學全面開學上課，共分四校，總校在山尾頂。那時，日寇戰火已逼近泉州、南安一帶，人心惶惶，有人建議遷校。當時，因太平洋戰爭，新加坡被日本侵略軍攻陷，李光前離開新加坡，陳村牧已不可能事事請示在海外的李光前。

伍遠資來函徵詢陳村牧的意見，陳村牧當機立斷，於5月9日函覆：“當此時局緊張，教職員請發本學期全薪事，自可照辦。唯不必提前發給，蓋此時泉州尚平靜無事，待泉州不幸淪陷時，馬上發放未遲。至於部分教員，擬以有組織之集體行為，永不離校，願隨時隨地繼續教育者，此種精神至堪嘉許，學校應特予補助。假定泉海發生戰爭後，泉城淪陷證實，可宣告停課。

女教員得先離校，男教員應協同學校收拾重要簿籍、文件、學習用品及教具，然後離校。課桌椅等笨重物，於停課後集中貯藏於教室內，僱工看守，以防散失，並請鄉中素與學校有關人士時為注意巡視。教職員由學校發給身份證，備沿途軍警查驗之用。”村牧沉着部署，臨危不懼的精神，感人肺腑。

在陳村牧的關心下，國專小學在戰時的困難中繼續發展。1939年設的李光前獎學金，原只惠及李氏本鄉學子，但從1941年起，全縣優秀學生都能享受。1943年，國專小學辦了4年之後，有一批小學生畢業。此時，村民因兒童在國專小學學習大有長進，急切希望就近升入初中，就有了增辦中學的願望。但因李光前離開新加坡，一時無法徵求他的意見。

村牧便同李碩果等鄉賢商量後，“擅自”辦起了中學。至於中學的名稱，也無法請示李光前，村牧和伍遠資、李碩果等研究後，決定取李光前令尊的一名國專的“國”字，光前的“光”字，珠聯璧合為“國光”作為校名。這校名恰好藴含集美校歌“英才樂育，蔚為國光”的精神。戰後，李光前對此校名欣然接受。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0月，李光前來電囑繼續興辦家鄉教育公益事業。陳村牧與伍遠資及各董事聯函向李光前報告校中情況，提出繼續辦學的各項工作及所需經費。1946年5月23日，李光前寫信給陳村牧説：“國專學校歷年來，深賴先生領導與伍校長併力籌劃，維持至今，心力煩勞，感佩至深。竊念國專前途，仍有賴於先生之指導及伍校長之主持，望二位先生盡力襄助，以酬竊興學報國之夙願。”

新、馬淪陷期間，李光前南益公司各廠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壞。工廠的恢復和發展，需要資金，同時他還支持集美學校，投資集友銀行，但對國專小學、國光中學所需經費，都一一應允，足見他辦學之堅心。

1947年，李光前將原南洋企業有限公司的股份售出，得三萬元港幣交給國專。該有限公司是抗戰前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張嘉、王青文在上海倡辦的，李光前、葉玉堆、陳六使、李俊承、陳延謙等5位佔股份的半數 (共叻幣25萬元)。戰時該公司被官僚所操縱，戰後原駐新加坡總領事擔任南洋經理，李光前等都因不願與官僚糾纏，全部退股。

伍遠資自1946年起專任國專學校董事會辦事處主任，負責籌辦國光中學，而由吳序璞接任國專小學校長。

戰後的集美學校，瘡痍滿目，百廢待興，而陳嘉庚在新加坡、馬來亞的義成公司9間工廠，有四五間機器被拆，貨物被毀，損失慘重，經費拮据，殊難維持。但陳嘉庚還是十分關注芙蓉的辦學情況，常函促陳村牧經常前往芙蓉與伍遠資及李碩果等商討辦校的事情。

陳村牧為國專學校的成長，為國光中學的籌辦，作出了不懈努力，為此，陳嘉庚給予充分肯定，1948年2月2日，他寫信給陳村牧曾説：“光前若非付託先生，決無現下之成績。”

新中國誕生後，陳嘉庚回國定居，決計繼續興學育人的偉大事業。作為陳嘉庚的好學生，陳嘉庚愛國興學的堅決支持者和不懈的實踐者——陳村牧，深受人民政府重視教育的方針政策所鼓舞，協助陳嘉庚繼續辦好集美學校，積極參與籌劃由李光前捐資、陳嘉庚主持的廈門大學和國光中學、國專小學的校舍擴建工程。他除了將主要精力放在集美學校的建設與發展的全局工作外，依然一如既往地關心國光中學和國專小學的發展。

從1950年起，李光前又捐巨資，為國光和國專兩所學校擴建和新建了一批校舍。國光中學增設了高中部，成為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學；國專小學由一所擴展為四所，即國專一校、國專二校、國專三校和國專四校，同時增設國專幼兒園。新建和擴建校舍，都是在陳嘉庚關心和指導下進行的。作為陳嘉庚的得力助手，村牧也參與了校舍建設的規劃和計劃的實施。1950年10月，在開始大規模建設校舍的前夕，他陪同陳嘉庚赴芙蓉村視察了兩校。在1950年11月至1955年12月間，村牧先後三次到國光中學視察，瞭解學校工作和教學情況，及時向陳嘉庚彙報。

1988年10月18日，陳村牧不顧年邁體弱，親赴南安縣梅山鎮，參加李光前誕辰95週年暨國專小學建校50週年紀念大會，並在會上作了講話。他在回顧自己襄助李光前創辦國專小學的經過之後，深情地説：“光前先生為人處事，不僅赤誠愛國、興學育才，對公益事業也一貫慷慨解囊；而對個人和家庭生活，卻十分儉樸。今天，我們應該學習和發揚他的艱苦奮鬥、百折不撓的精神，為培養一代新人而努力奮鬥。”村牧正直無私的胸懷和對光前高尚品格的客觀評價溢於言表，受到與會的數千名師生和村民羣眾的歡迎，不時博得經久不息的掌聲。

陳嘉庚與陳村牧在事業上的默契配合，精神上師承關係，是如此密切，跨度又是綿亙延長。半個多世紀來，陳村牧為陳嘉庚的教育事業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把陳嘉庚的構想化為現實，讓嘉庚的教育思想之花遍地開放！

陳村牧除了協助李光前在家鄉辦了“國專”“國光”之外，還幫助惠安劉玉水在故鄉辦了荷山學校等多所學校。1945年8月，在同安馬巷設立集美初中分校，由陳延庭兼任主任；1934年間，金門僑商陳睿友在家鄉興辦“睿友學校”，其首任校長王國禎也是陳村牧介紹的。陳嘉庚在集美學校還設教育推广部，補助閩南各地中小學。從1924年至1935年，每年補助費支出達2萬餘元，受補助之學校多至70所。這些學校的辦學情況，陳村牧都要給予關注，這耗去他很多精力和時間。1937年秋，曾計劃恢復教育推广部，但因抗戰期間，學校遷移，沒能恢復。

只要是教育的事情，陳村牧都願意付出，並不索取。許多學校都聘請村牧兼任董事，他真正去指導，但酬金分文不取。有這樣一個趣談，李光前為感念村牧為他代勞辦“國專”、“國光”學校，託人從海外帶回一副西裝料，要酬謝村牧。來人笑問村牧：“光前兄可有給您付薪金？”他詼諧地説：“我已領了他泰山的薪金，怎能再賺他的錢。再説這塊布料是英國倫敦出產的精毛西裝料，我還從來沒穿過這樣好的布料……”來人會意一笑。光前深知村牧的為人，重金厚禮定會拒收，一點布料也許還會笑納。知村牧者，莫若光前也。君子之交，淡如水！

村牧的心比金子還珍貴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教育與人生的終極高度，不是金錢所能顯示，而是以情感的純度來標示的。友誼的價值，豈是幾個銅板衡量得了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