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裏第一次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現代化聯繫起來，着眼於現代化，並以現代化為落腳點，揭示了現代化與國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內在關係，國家治理離不開現代化，現代化構成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不可抗拒的歷史大趨勢，中國共產黨對於現代化的認識橫跨了半個多世紀。在20世紀中期前後，中國共產黨逐步地形成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四個現代化”的認識。毛澤東從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開始提出工業、農業現代化的問題，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提出了“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四化”。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地把“四化”表述為“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鄧小平更加重視“四化”建設問題，“四化”也更為深入人心，成為奮鬥目標。

在“四化”提出50多年之後，2013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其《決定》中明確地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此，理論界有學者認為，“可以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看成是我們黨繼提出工業、農業、國防、科技這‘四個現代化’之後，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

“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化”，這是具有創新性的提法。它表明，中國共產黨遵循着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達到了現代化的最高層次。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形態解構為經濟基礎（與生產力的物質基礎密切聯繫）、上層建築（離不開相應的意識形態）這兩個主要方面，“四化”主要從生產力和物質基礎的層面探索現代化，這是硬實力；“第五化”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主要從上層建築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層面探索現代化，這是軟實力。由此可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框架，“四化”和“第五化”是由淺入深地探索了現代化所包含的兩大層次。如果只停留於“四化”是不夠的，現在，隨着“第五化”的提出和確立，使我們對於現代化的整體認識臻於完善。

但是，如果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第五化”，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句面上看，無疑是兩化，而不是一化，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治理體系是指國家治理組織系統結構的現代化；治理能力是指國家治理者素質和方法方式的現代化。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算作“第五化”，而應該做出進一步的歸納提煉。

筆者以為，應該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歸結統稱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只有“國家治理現代化”，才能確定為“第五化”。這是因為，其一，“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最大公約數，具有最大的涵容量，它既包含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包含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二，國家治理是指一國範圍內的所有治理，它既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軍隊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治理，也包含了政府治理、政黨治理、市場治理、社會治理、小區治理、第三方治理、源頭治理等各個方面的治理。總之，把國家治理現代化確定為“第五化”，才是與“四化”相適應、相匹配的。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統領國事，經歷了國家統治、國家管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個發展階段。從國家統治到國家管理，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再從國家管理到國家治理現代化，更是一個跨越式的飛躍。眾所周知，什麼是國家統治？國家統治主要以專政為工具，用強力維持秩序，必然要關押監禁、鎮壓殺人。什麼是國家管理？國家管理也少不了種種的管、樣樣的卡，叫幹什麼就幹什麼，總是限制的多、約束的多，隨後就是罰沒，給予罰款和沒收的處置。而國家治理現代化則是堅持黨的領導和國家主導的力量，更注重各方的積極性、參與性，堅持國家制度建設，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充分調動和運用法制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實現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實現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民主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比起單純的國家統治、國家管理來，顯然是更加的科學、文明、高尚、進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