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塊玉·嘆世

帶野花，攜村酒，煩惱如何到心頭。誰能躍馬常食肉^⑴？二頃田，一具牛^⑵，飽後休。

佐國心^⑶，拿雲手^⑷，命裏無時莫剛求^⑸。隨時過遣休生受^⑹。幾葉綿，一片綢，暖後休。

戴月行，披星走，孤館寒食故鄉秋^⑺。妻兒胖了咱消瘦。枕上憂，馬上愁，死後休。 ^{[1]  [2]} 

⑴躍馬常食肉：指高官厚祿，富貴得志。

⑵一具：一頭。具，通“犋”，通常以兩牛或兩牛以上共拉犁為“一犋”;大牲畜一頭能拉動一張犁，也可叫一犋。

⑶佐國心：輔佐君王安邦治國之心。《周禮·天官》：“以佐王治邦國。”

⑷拿雲手：比喻志向遠大，本領高強。拿雲，上幹雲霄。李賀《致酒行》：“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嗚呃。”

⑸剛求：硬去追求。剛，硬是，偏要。

⑹過遣：消遣、生活、過日子的意思。休生受：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此猶雲休麻煩也，亦可解為休自討苦吃。”生受，辛苦、為難。

⑺寒食：節令名，清明的前一天或兩天。 ^{[2]  [3]} 

帶着野花，攜着粗酒，煩惱怎麼能來到心頭？高官厚祿轉瞬即逝，誰能躍馬街頭常吃肉？還不如種兩頃田，養一頭牛，吃飽飯後就去酣然大睡。

有輔佐國家的志向，有上天攬雲的本領，但若命裏註定沒有就不要強求。人這一輩子，隨時應運才不會有苦受。身上有幾葉綿、一片綢，能夠保暖就該知足了。

戴着月光行，披着星光走，孤身一人住在旅館裏，過了寒食節又到了寒秋。妻兒胖了我卻消瘦。睡覺時在發愁，行路時也在發愁，看來要直到死了才算到頭。 ^[2] 

這三首作品，寫作時間不一，但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內容相近。青年時期的馬致遠，是積極入世的，雖生不逢世，用違其志，而豪情未減，所發多為慷慨激越之音。隨着二十年宦海浮沉，歷盡飄泊之苦，不能不發出“困煞中原一布衣”的感嘆。不過這時還有牢騷，還有不滿。及至由壯而衰，由衰而老，壯志消磨殆盡，慢慢地連這點牢騷也沒有了，對人間的榮辱、得失、是非，幾乎全部失去了熱情，因而高唱起“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的調子，力圖從寧靜恬退的隱士生涯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滿足。《四塊玉·嘆世》三首就反映了這種情緒。 ^[1] 

元代是一個輕視知識分子的朝代，科舉一度被暫停，堵塞了許多士子想要通過科舉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道路。晚年的馬致遠，歷經無數痛苦折磨，青年時期的壯志豪情不復存在，只願在隱逸之中找到解脱。馬致遠現存散曲一百三十多首，大多為嘆世歸隱之作，其中直接冠以“嘆世”“恬退”“野興”之題的就近三十首，不少無題之作也是悲嘆人世、歌詠林泉的，其他描四時、狀風景的作品也跟嘆世隱逸緊密相關。 ^[3] 

這組《四塊玉·嘆世》，前兩首寫作者隱居生活的愜意自在。“帶野花，攜村酒，煩惱如何到心頭。”中國古代男子也有插花的習俗。尤其是宋元時期，男子熱衷戴花的程度是須眉不讓巾幗。作者頭上插着鄉下的野花，手裏拿着自酸的村酒，雖然簡樸，但卻道遙自在，遠離煩惱。“躍馬常食肉”是用典。《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蔡澤）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刺齒”二字當作“齧”），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後以“躍馬”指貴顯得志。食肉指享受優厚的俸祿。正如李白所云：“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富貴榮華都是如此的短暫。二頃田，一具牛，飽後休。”兩頃田，一具牛，是馬致遠晚年隱居生活的真實寫照，從中也可以看出詩人親自參加田間勞動，生計所需，自給自足，已泯除“勞心者”、“勞力者”尊卑之分的成見。這幾畝薄田、一頭黃牛的生活，着實清苦，但作者覺得能吃飽喝足就已很幸福。明代鍾惺《古詩歸》評陶淵明詩云：“高人性情，細民職業，不作二義看，惟真曠遠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園耕鑿中一段優勤討出，不別作一副曠達之語，所以為真曠達。”作者也達到了陶淵明的這種真曠達境界。“佐國心，拿雲手，命裏無時莫剛求。”作者當年經邦濟國的一腔熱血，直上雲霄的雄心志向，都隨着宦海的不如意而煙消雲散。剩下的只有作者的一聲嘆息“命裏無時莫剛求”，其中包含了多少士子的心酸無奈。在那個“九儒十丐”的年代，文人的夢想都在這一聲嘆息中化為烏有。“隨時過遣休生受”，作者樂天安命，放下對功名利祿的執着，解脱對“所求不得”的憂苦，無喜無悲、得失兩忘，隨遇而安，表現出曠達超逸的胸襟和獨到的人生感悟。“幾葉綿，一片綢”照應着上首的“二頃田，一具牛”，同樣是簡單的農家生活，但由於作者耐得寂寞、耐得潦倒、耐得貧苦，所以在其中得到了身心的滿足。

第三首寫作者對仕宦奔波的厭倦和對妻兒的思念。“帶月行，披星走，孤館寒食故鄉秋。”作者當年為衣食名利，背井離鄉，披星戴月，東奔西走。“孤館寒食故鄉秋。”寒食，節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説兩天）。相傳起於晉文公悼念介之推。晉文公為了讓隱居的介子推再次踏上仕途，放火燒山，結果介之推被焚死，晉文公為悼念他，就定於那日禁火寒食。一個“館”字，已暗示羈旅之愁。“孤館”則進一步點明客舍的寂寞和遊子的孤單，而且作者從寒食到深秋一直在疲於奔波，作者心情的悽苦可想而知。他獨宿孤館，鄉思縈懷，所以接着寫“妻兒胖了咱消瘦”，妻兒是不是和我樣愁苦？是胖了還是瘦了？自己的漂泊困頓何時能夠結束？什麼時候才能和他們團聚？最後，作者終於迸發出了“枕上憂，馬上愁，死後休”的感慨，使散曲所要抒發的感情噴薄而出。枕上，指睡夢中。馬上，指為謀衣食，跋涉於旅途。這首小令將作者的羈旅愁情、身世之感抒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總之，這三首散曲寫景都是眼前所見，不用浮詞雕飾，寫情，重在真情實感，不作無病呻吟，俚俗的白話和清雅的辭藻各得其所，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3] 

馬致遠（1250？—1321？）元代雜劇家、散曲家。大都（今北京）人。名不詳，以字行於世。晚號“東籬”，以示效陶淵明之志。馬致遠與關漢卿、白樸、鄭光祖同稱“元曲四大家”。青年時期熱衷功名，有“佐國心，拿雲手”的政治抱負，但仕途坎坷，政治理想一直沒能實現。中年中進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後在大都任工部主事。晚年不滿時政，隱居田園，以銜杯擊缶自娛，過着“林間友”、“世外客”的閒適生活。死後葬於祖塋。馬致遠早年即參加雜劇創作，從事創作的時間很長，名氣也很大，是“貞元書會”的主要成員，與文士王伯成、李時中，藝人花李郎、紅字李二都有交往，有“曲狀元”之譽。他的雜劇作品見於著錄的有15種，以《漢宮秋》最著名。散曲集有《東籬樂府》。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