嚮往

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迎來了發展的第一個高潮。上海灘更是與世界接軌的文化前沿。一羣電影界的名流此時卻在醖釀着一次西行之旅——奔赴延安。而延安當時正遭受到“如同堅石炮壘一樣有效的新聞封鎖”，在各種各樣的傳言中，外界對這個地區的興趣反而更加強烈。除了中國人，很多外國記者和電影工作者突破封鎖，真實記錄下了他們眼中的延安。

深沉的夜色下，武漢漢口的一處僻靜小路，一場緊張的接頭任務正在進行，接頭的雙方甚至都沒有看清彼此，但是他們順利完成了任務，交接了一台二手攝影機。誰也沒有想到，這台攝影機輾轉硝煙戰場，成為新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開端。1938年，為了拍攝人民的首部電影，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各路精英排除艱難萬險終於聚首延安。親身體驗神秘的延安生活之後，他們正式開始了首部由周恩來親自命名的紀錄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感受着延安特有的魅力，他們自身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

1939年1月，延安還是一派寒冬景象。而此時，楊家嶺的一孔窯洞裏卻傳出暖暖的談笑聲。《延安與八路軍》的主創們即將奔赴敵後抗日根據地完成電影餘下內容的拍攝，毛澤東親自為他們踐行。為延安無數軍民留下影像的電影團成員卻在這次會面中忘記了給自己和領袖留下一張合影。之後的一年裏，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平西遊擊區、晉東南太行山區等地都留下了電影團的足跡。在一次次翻山越嶺的征途中，他們拍下了無數經典畫面，也成為了八路軍的普通一員。衝在炮火最前線、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打仗、用珍貴的鏡頭記錄下人民的他們，已經從上海灘的“明星”轉變成真正的革命藝術家。

《延安與八路軍》順利攝製完成，然而當時延安並不具備洗印條件，只得攜底片前往蘇聯洗印。即便如此，戰時的交通阻斷、特務的嚴防死守，只能通過第三國際聯絡、安排。幾個月後，影片的導演袁牧之和作曲冼星海輾轉四地，終於到達莫斯科。洗印工作隨之展開。異國的藝術風情和當時蘇聯相對豐富的電影製作經驗，讓袁牧之和冼星海沉迷其中，努力吸收着營養，他們對各自歸國後的事業都有着一番宏偉的規劃，一切都只等電影完成。1941年6月，電影製作基本完成，然而就在此時，二戰的炮火席捲而來，蘇德戰爭突然爆發。在輾轉撤退準備歸國之時，袁牧之、冼星海和影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命運卻在戰火中發生了悄然地變化。

20世紀50年代，在發現零星電影鏡頭後，先後有兩批電影人赴海外尋找，並找到部分鏡頭，翻底帶回國內。除此之外，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資料庫中，也找到了當年一部分沒有帶走的電影素材，這些素材被重新剪輯，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被國際關注的紀錄電影《紀念白求恩》。為什麼有遺留的鏡頭留世；當年丟失電影后，袁牧之和冼星海又遭遇了什麼。

1941年，由於戰亂，袁牧之和冼星海並沒有成功從烏蘭巴托返回延安，而是滯留在烏蘭巴托並輾轉哈薩克斯坦。冼星海生活異常艱難。在人生最後的歲月裏，戰勝飢餓和孤獨的武器，對他而言就是音樂，那也是他人生中創作的高峯。而輾轉來到阿拉木圖的袁牧之，則一邊工作一邊等待回國機會，儘管常常要忍飢挨餓，但他心中堅信勝利終有到來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