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

清國統治者以少數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幾代帝王勵精圖治，使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峯。但清朝在乾隆年間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 ^[1]  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説：“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2]  。

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時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於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煙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4]  。

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餘皆棄之。一盤駝峯，必得殺三、四峯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蔘。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5]  。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 ^[6]  。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 ^[7]  。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污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衞，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 ^[8]  。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 ^[9]  。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 ^[10]  。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 ^[11]  。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 ^[12]  。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説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説，不學無術，殊不自重” ^[13]  。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 ^[5]  。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 ^[5]  。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 ^[14]  。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 ^[15]  。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説，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16]  。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 ^[17]  。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 ^[18]  。

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19]  。及至乾嘉之際，隨着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 ^[20]  。嘉慶帝無奈地説：“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敍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藉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20]  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 ^[21]  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 ^[20]  。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 ^[22]  ，“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 ^[23]  。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八旗勁旅早年在關外所向披糜，戰無不勝，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將佐，居家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子弟賓客飲” ^[24]  。以漢人為主的綠營開始堀起，朝廷一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乾隆元年諭：“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蕩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 ^[25]  嘉慶年間八旗和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隨乾隆閲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 ^[26]  。平定白蓮教時，八旗請纓赴戰，卻四處搶劫，“其在京諳達、侍衞、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 ^[27]  。嚴如煜説：“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矯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為第一。……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又且飲醇啖肥，習以為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飢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 ^[28]  。

費正清説：“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於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餘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 ^[29] 

清軍入關，滿族人口大量湧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閒散人口，清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八旗官兵因此獲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數靠本人帶同家屬從事耕種，後多迫於生計被典押出去。清統治全國以後，八旗兵丁生計日漸拮据。 ^[30] 

嘉慶帝在位期間，八旗生計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由於生計異常艱難，風氣墮落，旗人中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髮生，就連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跡其中，即如嘉慶御製《宗室訓》中就抱怨説：“近年以來，不肖子弟越禮逾閒，干犯憲章者亦盡見迭出，所為之事，竟同市井無賴。” ^[31]  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貴族背離忠君事上的傳統觀念，崇拜上帝，私習洋教。如嘉慶十年閏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時獲悉，宗室圖欽等四人私習洋教，而且堅決拒絕出教，這種情況使嘉慶震動極大，指出：圖欽圖敏本是罪人蘇努子孫，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習洋教，雖經刑部再三開導，始終執迷不悟，情屬可惡，因而令革去紅帶子，發往伊犁枷號六個月後充當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窩什布二人削除旗籍，發伊犁枷號三個月後充當折磨差使；俱永遠不準釋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 ^[32]  。旗人魁敏、窩什布等堅不出教的態度對嘉慶震動極大，從而對以後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響 ^[20]  。這種狀況，不僅動搖着八旗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擾着整個社會的穩定，因而嘉慶不得不對八旗生計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儘管嘉慶帝對此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終因不能觸及八旗制度本身，從而限制了其效果。 ^[33]  清王朝雖採取了種種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計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陷於貧困的境地。 ^[17] 

清中葉以後，隨着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佔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佔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佔土地。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佔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佔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漢族大官僚對土地佔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佔田三萬餘畝。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 ^[34]  。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佔田二千頃。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產逃亡之機，大量佔奪民田。“遂有一户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 ^[34] 

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致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説：“近日田之歸於富户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户。” ^[35] 

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户和僱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淪為佃户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税。

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税。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嚐，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嘉慶時，北京城內，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而這次起義卻是嘉慶年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前後持續了9年零4個月，最早參加者多為白蓮教徒。參加的人數多達幾十萬，起義爆發於四川、湖北、陝西邊境地區，鬥爭區域遍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5省，甚至還波及到湖南省的龍山縣。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9年多的戰鬥中，佔據或攻破清朝府、州、縣、廳、衞等204個，抗擊清政府從全國16個省徵調的兵力，殲滅了大量清軍，使清軍損失一、二品高級將領20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400多人。清政府為鎮壓起義，共耗費白銀2億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5年的財政收入。從此，清王朝從所謂“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財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沒落的深淵。

嘉慶十八年（1813年）在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了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民變。造反的教民先後攻佔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秘密活動於京城大興、宛平一帶的天理教徒在宮中太監的接應之下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皇帝還裝模做樣地為此下詔“罪己”，並在臨終前告誡羣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平變之後，混戰中射在隆宗門上的一個箭鏃，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嘉慶希望這個箭鏃能夠對愛新覺羅皇室的子孫們保持一種緊迫：務必寬仁愛民，勿為“害民之虐事”。儘管天理教民變沒有嘉慶初川陝白蓮教民變的規模，但其深入皇宮的事實確實讓滿清感到驚悸不安。 ^[36] 

經過乾隆、嘉慶兩朝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遭到了嚴重的損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處於停滯和積聚力量的時期。因此，這期間的農民起義無論從參加人數、起義次數和影響來看，都無法與前相比擬。 ^[37] 

湖南衡、永、郴、桂陽四州郡，歷來都是漢、瑤兩個民族居住區。由於清統治者推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當地官吏和漢族地主對貧苦瑤民進行殘酷盤剝，不斷激起瑤民的怨恨和反抗。趙金龍領導的瑤民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37] 

當時，湖南、廣東的一些天地會員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屢次搶劫瑤寨的牛、谷。於是趙金龍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底，與趙福才率領瑤民700餘人，在兩河口殺死20餘名天地會員。次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梁等為防止局勢擴大，率兵圍捕趙金龍等人。在這種情況下，趙金龍忍無可忍，率眾據永州長塘的夾衝起義。永州鎮總兵鮑友智等率兵千餘人直逼夾衝，擊斃起義軍300餘人，掘了他們的祖墳。一月下旬，起義軍進入藍山縣，並計劃進佔九嶷山為起義大本營。 ^[37] 

湖南巡撫吳榮光聞藍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進剿。海陵阿由寧遠至藍山，一路上恃勇驕橫，也不偵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結果中了義軍的埋伏，海陵阿等被擊斃。道光帝又派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進剿。同時又下令帶兵將領，務必將起義軍誘至山外平野之處聚而殲之。 ^[37] 

三月初，清軍兵分南北兩路，對藍山起義軍形成夾擊之勢。起義軍糧草斷絕，被迫出山，並準備東進至常寧縣的洋泉鎮，以重整隊伍，結果被羅思舉等合圍。起義軍消耗很大，企圖以詐降鬆懈清軍鬥志。但羅思舉不準義軍投降，命令清軍加緊進攻，先後消滅義軍6000餘人，趙福才、趙金龍等人也先後戰死。這次起義終於失敗了。 ^[37]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山西趙城爆發了曹順領導的先天教起義。這是清代前期最後一次，規模較大的反清起義。 ^[37] 

先天教淵源於八卦教中的離卦教。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寧因離卦教屢遭清廷鎮壓，故將他所在的一支離卦教改名為先天教。王寧本人在教內被尊為“總當家”，該教“每年四季之首做會斂錢分用”，完全是一個以斂錢為目的的宗教迷信組織。當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獲，王寧等被絞決。 ^[37] 

此後，表面具結改悔的王寧之徒韓鑑，又在趙城一帶重興先天教，發展教徒。道光二年，韓鑑收曹順為徒。十四年，韓鑑因年老力衰，將教權交給曹順掌管。曹順掌教後，一改教內只知斂錢漁利的作法，利用當時因土地兼併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來的階級矛盾，引導教徒走上反清起義的道路。他自稱釋迦佛轉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37]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順與其徒秘密策劃起義，並定於當年八月十五中秋節之日，在平陽府、霍州、洪洞縣、趙城四地同時起事。不料，三月初起義機密失泄，趙城知縣楊延亮下令捉拿曹順等人。瞬時形勢異常緊張。曹順和他的徒弟經過緊急磋商，決定提前舉行反清起義，並預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來往文報；又封韓鑑子韓奇和徒弟張汶斌為領兵元帥，攻打趙城，然後再分頭攻取霍州、洪洞縣城，再合兵攻取平陽府。 ^[37]  　 三月初四日夜晚，韓奇率部分起義者秘密進入趙州城，與早已等候在那裏的教徒裏應外合，一舉攻破縣衙門，將楊延亮及其家屬、幕僚30餘人全部殺死。次日，他們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縣城，均被清軍和當地鄉勇擊退。當日晚，曹順獲知起義失利的消息後，立即驚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義者也放棄了趙州城。三月二十二日，當曹順和其他幾名起義者在山東曹州觀城縣一座破廟中躲避時，被巡查的清兵捉獲。曹順被解至趙城，在楊延亮墓前“摘心至祭”。 ^[37] 

曹順起義的消息震動了清山西地方當局。在巡撫鄂順安的命令下，清軍急速前往圍剿，但未到趙城，起義已失敗。 ^[37] 

乾隆末期以後，“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着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歷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在繁榮的背後卻隱藏着日益凸顯的種種社會危機，因此“嘉道中衰”並非偶然，而“嘉道中衰”也不是一個轉折，而是一個盛世背後隱藏的危機的延續。這種危機不是經濟危機，軍事危機，而是體制上的腐朽。道光年間，爆發了鴉片戰爭，天朝上國的大門就此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