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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論
鎖定
善因論是西漢司馬遷認為採取經濟放任政策比干預更有利於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司馬遷指出自“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追求“身安欲樂”(《史記·貨殖列傳》)，久已成為社會風俗，雖以高深精微的道理去説服也難以改變，因此主張：“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導)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同上) 認為對“匹夫編户之民”的求利活動不加干涉，順其自然，是最好的經濟政策，這樣可以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同上);對經濟活動予以誘導，是次之的經濟政策，以“教化”要求人們從事或不從事某些方面的經濟活動，是再次之的政策，由國家對私人經濟活動進行整飭，加以扶助或限制，是更次之的政策，而與民爭利，則是最下等的經濟政策。“善因論”是對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但善因論不是對道家無為思想的簡單運用，而是從新興地主階級發展經濟要求出發的一種國民經濟宏觀管理思想。後世反對國家控制過多，要求適當放任私人經濟活動的思想家，一定程度上受到司馬遷善因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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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善因論
- 出 處
- 《史記》
- 作 者
- 司馬遷
- 年 代
- 漢代
善因論簡介
司馬遷父子生活在 無為 經濟向 有為 經濟轉變的歷史時期，耳聞目睹不同經濟政策給社會經濟造成的不同影響，以史學家的冷靜思考，提出了獨樹一幟的 善因 論思想。《史記？貨殖列傳》説：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所謂 善者因之 ，即指最好的經濟政策是順應民間生產、貿易活動的自然發展。這是對西漢前期 無為而治 、 從民之慾，而不擾亂 政策的充分肯定。所謂 利導之 ，就是指封建國家通過物質利益，運用經濟槓桿，引導社會經濟朝着利國利民的方向發展。 教誨之 ，意為採取 教化 手段，鼓勵人們從事某些經濟活動，並勸阻人們不適當的經濟行為。 整齊之 ，即指封建國家通過法律等強制手段來整治、調節人們的經濟活動。司馬遷認為這些經濟政策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廣泛推行。所謂 最下者與之爭 ，就是説最壞的經濟政策為國家直接從事經濟活動， 與民爭利.這是對漢武帝時期進行鹽鐵官營、均輸等經濟政策的強烈反對。
善因論內容簡述
① 《史記？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見， 善因 論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核心。黃老學者慎到説：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①那麼，人之性情是什麼呢？司馬遷認為，人們的天性是好利、好富的：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人人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所以，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為了盡力追求財富和物質利益，使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這就是説，因人之慾而不擾亂，能夠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物資資源得到盡力開發和利用，人們的慾望都能得到最大的滿足，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得以自然適應，商品價格也得到自然調節，各種生產、貿易都能自然、順利地進行，社會物質財富也就自然增長，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使 政教發徵期會 自然而然地實現最好的結果。這種 道之所符 和自然之驗 ，就是司馬遷 善因 論的理論基礎。
司馬遷從 善因 論的觀點出發，提出 富無經業.他認為貴族官吏靠爵邑俸祿和壯士赴難、暴徒搶劫、妓女賣淫和從事農、虞、工、商等經濟活動，都是致富的手段。但他把事農而富稱作 本富 ，做工從商而富稱作 末富 ，採取不正當手段致富為 奸富.並指出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結，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見司馬遷不贊成採取非法手段致富，而主張從事農、畜、工、虞、商、賈等正常的生產、貿易活動。雖然司馬遷按照秦漢流行的 本 、 末 業之分，但絲毫沒有輕視工商業的意思。所謂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 ，只是以 危身 為標準，即農業生產為簡單勞動，是致富最穩妥的手段，而工商業為複雜勞動，用以致富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正因為有這樣的區別，所以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而且，司馬遷特別重視商業，把商業看作社會生產活動的必要和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我國古代認真研究商品經濟的偉大思想家。司馬遷還十分尊重商人，專門為先秦及漢初的一批富商立傳，記述他們的事蹟和致富經驗，創立了以個人為本位的 治生學 ，成為我國古代微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傑出代表。
總之，司馬遷的善因論及其經濟觀點，是對西漢前期 無為 經濟的全面肯定和經驗總結，也是對漢武帝時期 有為 經濟的全盤否定和認真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