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

該書對歸義軍時期的土地問題進行了探索，如私有土地的發展途徑、營田、請田等；對歸義軍政權的賦税徵納作了解説，尤其對地子、官布、税草、税柴的徵收進行了研究，並考察了歸義軍政權的税率和賦税制的特點；對敦煌文獻中所涉及的歸義軍時期的徭役作了分析探討，並將其納入晚唐五代中原王朝的制度下給予解説；對敦煌的棉花種植説提出了質疑，對“紅藍”的傳入、種植和用途等進行了探討。 ^[2] 

歸義軍政權（848年—1036年）是建立在西北一隅——敦煌的一個地方政權，正處於晚唐五代宋初這一中國歷史的大變動時期。這一時期，中原王朝戰亂頻仍，改朝換代頻繁，藩鎮割據，社會動盪。而歸義軍作為一個特殊的藩鎮，統治敦煌長達180多年，其間基本上保持着與中原王朝的緊密聯繫。因此，對歸義軍歷史的研究，不僅僅是對這個特殊藩鎮的研究，而且有助於深化人們對晚唐五代宋初歷史的認識。基於此，《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2] 

該書注重運用原始的歷史資料。敦煌出土的歸義軍時期的官私文書，涉及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沒有經過後人任何的修改，是難能可貴的原始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劉進寶正是運用這些寶貴的資料使歸義軍經濟史的研究得以深入進行。例如在第一章第一節“歸義軍政權初期的人口調查和土地調整”中，作者運用《唐大中四年十月沙州令狐進達申報户口牒》《沙州陰屯屯等户口簿》《唐大中六年十一月百姓杜福勝申報户口地狀》《唐大中六年十一月女户宋氏申報户口田地狀》等文書，分析了歸義軍政權初期人口調查和土地分配的狀況。通過對比研究發現，從表面看，在歸義軍政權初期的土地分配並沒有觸動舊的土地佔有關係。一個剛剛成立的新政權需要社會的穩定和較好的經濟基礎，為了能獲得較多的賦税，暫時維持土地現狀無疑是明智之舉。實際上，歸義軍政權初期的土地政策已經開始有變化了，例如進行人口登記、土地調查、給無地的農民分配荒地等，然後根據人口和土地徵收賦税。作者又分析《唐大中六年十月令狐安子狀》和《沙州安善進等户口田地簿》等文書，發現在歸義軍政權完成初期的土地分配工作時，“並沒有繼續推行均田制，也沒有按均田制的方式進行土地的還授工作，而只是沿用了其有關概念而已”。

該書注重研究成果的實用性。作者在第四章第二節列舉敦煌“紅藍”的種植和用途。“紅藍”作為一種經濟作物，一度給當地居民帶來巨大利益。除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外，“紅藍”對於當地的文化發展同樣意義重大。重要的一點就是，寺廟大量使用“紅藍”。此前已經有學者如王克孝等提出莫高窟壁畫的主要原料有可能就有“紅藍”。在文中作者又再次強調這點，無非是希望學術界重視，如果確定則對莫高窟的修復和保護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5] 

該書入選第二批《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 ^[1] 

劉進寶，1961年生，甘肅蘭州人，歷史學博士，現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理事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