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規

唐代法規創始於唐高祖李淵武德時期(618～626)。李淵於隋大業十三年(617)攻佔隋都長安後,仿效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的故事，宣佈廢除隋法，與民約法十二條，規定殺人、劫盜、背軍叛逆的處死刑，這是唐代創立法規的前奏。高祖即位後，下詔命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參考隋開皇律令（見隋代法規）,制定法律。武德元年(618)十一月,頒行新格五十三條。接着，又命尚書左僕射裴寂等人制定法律。武德七年，制定律十二卷,五百條,詔頒行天下。與律同時制定的，還有令三十一卷,式十四卷。由於唐王朝此時剛剛建立,還來不及大規模地創法立制，這個時期制定的法律，一般是取隋開皇時期的法律稍加修改而成。史稱新律除了把新頒的五十三條格納入律中，並對流刑作了若干修改外，其餘均同於隋開皇律。

唐代法規得到較大的發展，是在太宗貞觀時期(627～649)。唐太宗(見李世民)是一位重視法制的皇帝。他採納了臣下提出的減輕刑罰的建議，命房玄齡等人修改法律。房玄齡與主管部門，經過十年的努力，於貞觀十一年(637)修定出律十二卷，五百條；令三十卷,1546條（一説1590條）；又從武德以來發布的詔敕三千餘件中，定留七百條，編為格十八卷；又定式二十卷，三十三篇。這次修定律令，也是以隋開皇律令為藍本，但作了較大的更動。《舊唐書·刑法志》説,新律“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經過這次大修改，唐代法規才與隋代相區別，成為具有自己特色的一代法規。

貞觀以後，對唐代法規的發展作出較大貢獻的，還有兩個時期，一是高宗永徽時期(650～655)，一是玄宗開元時期(713～741)。永徽元年下詔修定法律，並於次年重新頒佈律、令、格、式。永徽三年，又命長孫無忌等集合全國的律學人才，編寫了一部解釋法律的書，叫做律疏。今稱<唐律疏議>。此書由於是官修的，官吏辦案必須以它的解釋為準，因此成了唐律的一個組成部分。玄宗開元時期曾3次修定法律，開元二十五年(737)重新頒佈了律、令、格、式。此外，還制定了一部規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典，叫做<唐六典>。

唐宣宗（846～859在位）時，左衞率府曹參軍張戣將律文按性質分成一百二十一門，並把同性質的令、格、式分別附於各門律後,編成了一部<大中刑律統類>,得到皇帝的採用，下詔命刑部頒行。這種把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刑統，改變了自秦、漢以來律的傳統體例，至五代、宋代取代律而成為主要的法典。

唐代法規的基本形式有律、令、格、式4種。對它們之間的區別,古籍中的解釋不盡相同。《唐六典》説：“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式。”《新唐書·刑法志》説:“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大體來説，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唐律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與開元律的區別。現存唐律經考證，為開元二十五年所頒，但開元改律僅見於《舊唐書·刑法志》，甚至《舊唐書·玄宗本紀》亦略而不論，因此中國學者大都認為，開元律系根據當時的現行令式，對永徽律作了某些文字上的訂正，並無多少實質性的修改，實為永徽律的再版。

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條（現存唐律五百零二條）,其篇名為：名例、衞禁、職制、户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疏議對名例的解釋是：“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所謂名例，是關於刑罰的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相當於近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以下各篇是關於各種犯罪的規定，相當於近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名例律包含的內容有：五刑，十惡，八議，請、減、贖，官當，公、私罪的劃分，自首，共犯，累犯加重，老幼廢疾減免刑，故與過,併合論罪，類推，同居相隱,化外人犯罪等等。衞禁律是關於警衞宮廷和關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職制律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户婚律是關於户籍、賦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廄庫律是關於牲畜和倉庫管理方面的法律。擅興律是關於懲治擅自發兵和興造的法律。賊盜律是關於懲治反叛、大逆、殺人、劫盜等犯罪的法律。鬥訟律是關於毆鬥傷人和控告申訴方面的法律。詐偽律是關於懲治詐騙和偽造的法律。雜律是關於無法單獨成篇的各種犯罪的法律。捕亡律是關於逮捕罪犯和逃丁的法律。斷獄律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法律。

唐令也有武德令、貞觀令、永徽令與開元令的區別，均佚，已無法詳考。現僅知貞觀令有二十七篇，分三十卷，其篇名為：官品、三師三公台省職員、寺監職員、衞府職員、東宮王府職員、州縣鎮戍嶽瀆關津職員、內外命婦職員、祠、户、選舉、封爵、祿、考課、宮衞、軍防、衣服、儀制、鹵簿、樂、公式、田、賦役、倉庫、廄牧、關市、醫疾、捕亡、假寧、獄官、營繕、喪葬、雜。日人仁井田陞有輯本<唐令拾遺>。

唐格唐代自貞觀以後，勤於編格。歷史上幾乎每個朝代，都要把前朝和本朝的詔敕彙集起來，加以整理，去掉前後重複、牴觸以及無關緊要的內容，而將有保留價值的規定分門別類地編在一起,叫做格。唐格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貞觀格外，還有高宗(649～683在位)時長孫無忌等編的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武后（684～704在位）時裴居道編的垂拱新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中宗（705～709在位）時韋安石編的神龍散頒格七卷，睿宗（710～712在位）時岑羲等編的太極格十卷，玄宗（712～755在位）時盧懷慎等編的開元前格十卷，宋璟等編的開元后格十卷，李林甫等編的開元新格十卷，文宗（826～840在位）時狄兼謩編的開成詳定格十卷等。上引各格均佚，其內容已無法考察。只知道唐格有二十四篇，以尚書省二十四曹司為其篇目名稱。分為兩種,一種是關於尚書省諸曹的日常工作,留在本司的，叫做留司格；一種是頒行天下的，叫做散頒格。

唐式見於史籍的，有武德式十四卷，貞觀式三十三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式二十卷，刪垂拱式二十卷，開元式二十卷，均佚。唐式有三十三篇，以尚書省二十四司加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少府、監門、宿衞、計帳等官署為其篇目名稱。

唐代法規除律、令、格、式外，還有典、敕、例等形式。

典作為一種法規的名稱，始見於<周禮>：“天官大冢宰掌建邦之六典。”這裏六典，指六官之典，即關於官制的法規。唐代的典也是這個意思。唐玄宗開元時期編纂的《唐六典》，是關於唐王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規大全。此書雖未正式頒行，但因它是排比現行令式編成的，在唐代仍被人視為一種法規，與律令格式相輔而行。

敕或稱詔敕，是皇帝的行政命令，其內容相當龐雜。大部分詔敕與法規無關，但有一部分詔敕包含有法律性的規範，應當算做是一種法規。在唐代，律令是根本大法，格式是從詔敕中選編出來的具有永久性的法規，因此律令的地位最高，格式次之，詔敕又次之。但在實際執行中，有詔敕不依格式，有格式不依律令，因而詔敕的效力反出於律令格式之上。

例是過去辦案的成例，唐代允許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比照成例辦案，因此例也是一種法規。不過唐代不象後來那樣重視例，特別是反對用例來破壞法律的明文規定。唐玄宗開元十四年九月三日下了一道敕：“如聞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唐代法規的特點主要是：①維護皇權，確認皇帝總攬一切、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公開承認尊卑良賤的差別，維持封建的等級壓迫制度。②從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在對農民的刑事鎮壓上比較注意掌握分寸；對地主階級分子攫取法外特權的行為也有所限制。③以儒家的封建倫常道德觀為指導思想，比較重視禮與法的相互配合，一方面以法的強制力為後盾來推行禮的規範，另一方面又以禮為精神支柱來加強法的鎮壓作用。④把律、令、格、式、典、敕、例多種法律形式結合起來，組成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用來調整封建社會各方面的社會關係。

對後世和國外的影響唐代法規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唐律。唐以後歷代封建王朝都把唐律當做創法立制的楷模。五代各朝沿用唐律。宋代將唐律連同疏議納入<宋刑統>，當做自己的律典。金泰和律基本上同於唐律。元《至元新格》(見元代法規)二十篇，同於唐律的九篇,其他十惡、八議、官當之制,也都沿襲唐律。明初制定法律時，丞相李善長建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明太祖採納了他的意見。最初的大明律，篇目體例都沿襲唐律，其後雖改為以六部名律，體例有所變更，但在內容方面沿用唐律的地方仍然很多。清律沿襲明律，也受唐律的巨大影響。

唐律對國外也有很大影響。朝鮮、日本、越南諸國的古代法律，大半從摹仿唐律而來。朝鮮的<高麗律>，日本的<大寶律令>、<近江令>，越南的李太尊明道元年《刑法》和陳太尊建中六年《國朝刑律》，都與中國唐律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