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小弟

我面前擺着一張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名片依舊，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但是現在怎麼輪得到小弟!他剛五十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經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裏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卧牀不起，他手邊還留着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説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一年多，從他生病 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叫一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裏便有我的弟弟，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後。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老師，照顧着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裏，孩子們都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一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着一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大部時間都在一個學校。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間，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盪不安的年月裏，很難想象一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只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後，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我於8月20日到西安。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後，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裏有許多人等着，他們一定要等着，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志們也會給他。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一面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着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里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這在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象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迴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裏，戰鬥在這裏，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裏了。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復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綆，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裏都象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只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志起，還有空軍領導同志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石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説，治不好了，要他“回陝西去”。小弟説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1952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他填志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隻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裏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説：“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説，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裏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裏，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裏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了輓聯：“是好黨員，是好乾部，壯志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嫺科技，能嫺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他是積勞成疾，也是積鬱成疾。他一天三段緊張地工作，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每有大型試驗，他事先檢查到每一個螺絲釘，每一塊膠布。他是三機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曾有遠見地提出多種型號研究。有一項他任主任工程師的課題研製獲國防工辦和三機部科技一等獎。同時他也是623所黨委委員，需要在會議桌上坦率而又讓人能接受地説出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意見。我常想，能夠“雙肩挑”，是我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是在“又紅又專”的要求下長大的。當然，有的人永遠也沒有能達到要求，象我。大多數人則挑起過重的擔子，在崎嶇的、荊棘叢生的，有時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幾年的批判鬥爭是有遠期效果的。他們不只是生活艱苦，過於勞累，還要擔驚受怕，心裏塞滿想不通的事，誰又能經得起呢！

小弟入醫院前，正負責組織航空工業部系統的一個課題組，他任主任工程師。他的一個同志寫信給我説，1981年夏天，西安一帶出奇的熱，幾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涼，只有“我們的老馮”堅持伏案看資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彙報工作，得知他經常胃痛，有時從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時會痛得大汗淋漓，挺一會兒，又接着做了。天啊！誰又知道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説該上醫院看看；回想起來，我心裏很內疚，我對不起老馮，也對不起您!”

這位不相識的好同志的話使我痛哭失聲!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沒有早想到癌症對我們家族的威脅，即使沒有任何症狀，也該定期檢查。雲山阻隔，我一直以為小弟是健康的。其實他早感不適，已去過他該去的醫療單位。區一級的説他胃下垂，縣一級的説是腎遊走。以小弟之為人，當然不會大驚小怪，驚動大家，後來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檢查，才做手術。如果早一年有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小弟還可以再為祖國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從沒有“埋怨”過誰，也沒有“埋怨”過自己，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寫的詩中有兩句：“回首悠悠無恨事，丹心一片向將來。”他沒有恨事。他雖無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卻有一個普通人的認真的、勤奮的一生。歷史正是由這些人寫成的。

小弟白麪長身，美丰儀，喜文藝，嫺詩詞，且工書法篆刻。父親在輓聯中説他是“全才罕遇”，實非誇張。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這一輩子，也沒有得以充分地發揮和施展。他病危彌留的時間很長，他那顆丹心，那顆讓祖國飛起來的丹心，頑強地跳動，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這樣壯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個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劇痛中還拿着那本航空資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腎遊走”，我也哭蔣築英抱病奔波，客殤成都，我也哭羅健夫不肯一個人坐一輛汽車！我還哭那些沒有見諸報章的過早離去的我的同輩人，他們幾經雪欺霜凍，好不容易奮鬥着張開幾片花瓣，尚未盛開，就驟然凋謝。我哭我們這遲開而早謝的一代人！

已經是遲開了，讓這些遲開的花朵儘可能延長他們的光彩吧。

這些天，讀到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也讀到了《痛惜之餘的願望》，稍得安慰。我盼“願望”能成為事實。我想需要“痛惜”的事應該是越來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1] 

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結束十年浩劫以後，科教興國的呼聲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視，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越來越顯示出重要。

可是，八十年代初，一批批五十歲上下的知識分子過早夭亡的消息卻時有所聞。於是，“人到中年”、“關心中年知識分子”的話題開始引人注目。追溯中年知識分子過早夭亡的根源，原因有諸多方面：“十年浩劫”的摧殘與折磨、超負荷的工作重擔、艱苦的生活條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責任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無暇顧及，造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場面。

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作家宗璞在小弟去世後，怎麼也不相信這個事實，同時又聯想到一些中年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強忍痛悲，寫下了這篇浸透淚水的悼念散文。

“小弟” 即馮鍾越，飛機結構強度專家。長期從事飛機結構設計與強度研究工作。在新型殲擊機結構強度計算與試驗，航空結構分析系統（HAJIF）的開發研製和航空結構靜、動、熱強度試驗現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文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開頭至第四節，作者痛惜正當盛年的小弟已經去世。

第二部分為第五節至第十四節，回憶小弟的童年、工作、治病、在京療養以及他的經歷與全家的盼望。

第三部分為第十五節至第二十一節，寫小弟之死所引起的悲痛，父親的輓聯，小弟的奮不顧身及為人。

第四部分為第二十二節至末尾，作者從小弟之死，想起了類似的中年知識分子的早逝；從而“哭我們這遲開而早謝的一代人”，並希望這類事越來越少。

“我”的小弟馮鍾越去了，擺放在面前的名片依然清晰，但物是而人非，才五十歲，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為的時候啊，可是他去了。作為小姊的宗璞，痛失最年幼的小弟，痛失奔波三十年的小弟，痛失全家人依靠的小弟，怎能讓她不焦急悲痛，不淚下如綆?而本文正是以一個“哭”字，遊走於全文的。

“我”慟哭，為小弟“在劇痛中還拿着那本航空資料‘想再看看’而流淚”。小弟把一生都獻給了祖國的航空事業，年輕時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中年後，他又心甘情願地留在了艱苦的黃土高原。但生活回贈於他的又是什麼呢?是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的致命的腫瘤;他向生活索取的又是什麼呢?是在滴水不進時，忽然想要吃蝦。也許小弟並沒有侍奉老父的重擔，也沒有盡到家庭的責任，但他確是全家的依靠與安慰;也許小弟沒有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但他把認真、勤奮乃至生命一點一滴地奉獻給了祖國，鞠躬盡瘁也許是小弟的最好寫照。

“我”慟哭，為小弟的病被誤診為“胃下垂”、“腎遊走”而悲泣。冬天冰冷的山泉沒有凍壞小弟的臉;動盪不安的年月也沒有耗盡他擔驚受怕的心。但一次又一次的誤診，以及個別醫生不耐煩的治療，讓小弟過早地凋謝了。小弟是一朵遲開而早謝的花，經歷了雪欺霜凍的年代，血肉之軀終難抵擋不可逆轉的病情。小弟沒有埋怨，沒有恨事，因為他沒有喪失生存的信心與願望，這是小弟的寬容大度。各個方面的領導、朋友、同事關心他，幫助他，這是小弟長年奉獻而贏來的尊重。但是我要大聲疾呼：任何事業不是隻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是需要投身到窮鄉僻壤中去的。物資的匱乏並不應該阻隔人心的關懷，而肩挑重擔的人們是更有理由得到支持與重視的。

“我”慟哭，“我”不只為小弟而慟哭，“我”為所有如小弟一樣的同輩人而慟哭。作者哭到這兒，小弟的形象越發飽滿了，他已經是一代人的典型。作者由點及面，在敍議結合中，把文章推向了高潮，也由哀痛的心情轉為了正視的目光，要多些願望，要少些痛惜，我們活着的人要多一點珍惜與責任。

所以，冷靜之後，“我”發出了“我不哭”的宣言。 ^[1] 

宗璞（1928—），原名馮鍾璞，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當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