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天命觀念早在夏殷時似已流行，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湯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商頌·玄鳥》）這裏把滅夏興商，説成由天命所決定。周代仍繼承這一觀點：“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書·康誥》）“丕顯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戎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這裏將滅殷興周，也説成受天命支配。但周人在夏、殷滅亡教訓中，卻認識到天命並非固定不變，所以説“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夏、殷雖曾享有天命，由於“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王要趕快“敬德”，才能“祈天永命”（《尚書·名誥》），從而產生以德配天思想。

孔子基本上承襲周人的觀點。他既講“畏天命”（《論語·季氏》），承認有意志的天；但他又説“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從畏天命到知天命有個認識過程，這裏人的主觀精神因素在起作用。孔子畢生行事，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的態度是盡人事而待天命，這就奠定了後世儒家天命觀的思想基礎。

孔子有時單獨講命，指的是無法抗拒的異己力量。孔子是個主張殉道的人，曾説“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但他為傳道而周遊列國，卻到處碰壁而其道不行，對此卻無可奈何。因而他對公伯寮告發子路事件借題發揮説：“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同》）道之行與廢是有人的主觀努力因素，但最終還是由命所決定，這可稱之為命定論或宿命論，對後世帶來消極影響。

孔子大概感到人們對命運最終是難以抗拒的，所以認為人對命運應有所理解，這就是他説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孔子的“知命”思想帶有兩重性。如將命作為盲目的異己力量加以崇拜，那是愚昧的表現，知命可算是一種進步；但知命只能取得心理平衡，並不能擺脱命運的支配，仍然是傳統保守思想的表現。

孔子對不信命的人，表示出輕視和惋惜的態度。如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季氏》），對不畏天命的斥之為小人，對學生子貢經商，則説：“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與顏回對比，“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先進》）孔子對兩個學生的遭遇，頗有點無可奈何的失落感。

孟子繼承併發揮孔子思想，提出“順命”、立命、“正命”主張。認為人生一切“莫非命也”，人應順從天命、命運安排，是為“順命”。但人不能消極等待天命、命運安排，更不能胡作非為，而應發揮主觀努力，培養身心，完善自己，是為“立命”。順命而行，盡其道而死，是為“正命”。孟子説：“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孟子·萬章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這是他對於天與命、事天與立命關係的看法，而以獲得“正命”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盡人事而聽天命，這是孔子和孟子對待命的基本態度。《易傳》則把它概括為“樂天知命”的命題。

荀子對命的見解獨具特色。他把天命理解為自然界的規律，主張制天命而用之，表現了人類積極進取改造世界的精神。他又説“節遇謂之命”（《荀子·正名》），把命理解為人生當中偶然性的遭遇，並無神秘意味。

漢代一些儒家將命分為受命（正命）、遭命、隨命三種。受命謂正常的年壽，壽終而死；遭命謂行善而遇暴，遭逢意外的兇禍；隨命謂行善而得吉福，行惡而得兇禍。三命之説，帶有濃厚的因果報應思想色彩。王充否定天命，也不同意隨命的説法，認為人生吉凶禍福與操行善惡並無因果報應的關係，但他承認有命：“禍福吉凶者，命也。”（《論衡·命義》）“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論衡·命祿》）而每個人的命在孃胎裏就已經決定了，從父母那裏稟受元氣的厚薄，導致了一生的吉凶禍福、貧富貴賤。王充把人生際遇中的偶然性看做是必然性，陷入了宿命論。

宋代張載認為義命合一而存乎理，義是當然之理，命是自然之理，二者是統一的。二程着重言義，以為“不須言知命”，“不必言命”，其思想神學意味較少，理性成分較多。朱熹認為命是天所賦予的，生死壽夭，貧富貴賤，皆出於所稟之氣的多寡厚薄。

代王艮首先提出了造命的主張。他承認有天命存在，一般人只能聽命，英雄偉人卻可以造命，即駕馭天命。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一般人發揮主觀能動性，也可以造命。但他同時認為，人們雖可以造萬物之命，卻不能自造其命。也就是説，人只能改造客觀世界，卻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顏元發揮王艮、王夫之的思想，主張“造命迴天者，主宰氣運”，以為人不僅能夠改造世界，而且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