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寶芬

周寶芬出生在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家庭，父親於1920年創辦了後來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肥皂生產企業——廣州源昌肥皂廠。

他因該廠搬遷香港躲避抗日戰爭的戰火而暫居香港，因恢復該廠在廣州的生產而輟學隨父回廣州，因該廠而在解放初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年輕的“掌門人”，最後也因該廠成為資本家的後代而在“文革”中游過街、坐過牢。

然而，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後，他的這些經歷，使他成為了廣州改革開放初期首批前往香港開展招商辦實業的人才，成就了他為廣州乃至全國擴大開放、發展經濟作出積極貢獻的人生輝煌。

2022年11月13日，周寶芬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100歲。 ^[1] 

廣州瀕臨港澳，為利用好這一開放的有利條件，早在1978年，周寶芬就被派往香港做前沿的工作。對於組織分配的工作，他總是時刻記掛在心，積極想辦法去完成好。

“公家的事要上心”，周寶芬的這句口頭禪，正體現了他的為人。由於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飽受了戰亂的辛酸。解放後，他衷心擁護黨的政策。1954年，他毅然決定把父親一手創辦、自己又經營多年的肥皂廠申請參加公私合營，使之成為了當時廣州最早實現公私合營的十間工廠之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實行公私合營的工廠，大多都是由公方擔任廠長，私方擔任副廠長，但源昌則是由私方代表周寶芬擔任廠長。這與黨對他充分信任分不開，也與他相信黨、對公家的事特別上心不無關係。

而此時他被派往香港，主要還是這一年，香港愛國商人香植球先生等一批愛國人士，捐獻325萬元錢給廣州發展醫療教育事業。當時，這可是一筆鉅款。為用好這筆資金，市政府在決定挑選誰去完成這項任務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周寶芬，這不僅因為他熟悉香港情況，有專業知識和經營經驗，更重要的是這位市人民政府委員、市輕工業局副局長的黨外人士，對黨特別忠誠，對公家的事特別上心的緣故。

周寶芬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信任，到香港後，不僅工作一絲不苟，而且還利用自己地方熟、親友多的有利條件，住在親友家，吃自己的伙食，不用公家補助一分錢，在港奔波兩年，把325萬元的捐款，變成了350多萬元的設備，連利息也沒有放過，超額地完成了政府交給的採購任務。

1985年，廣州在香港籌建越秀公司，派周寶芬當副董事長。五年間，這位對“公家的事要上心”的紅色商人，還是老習慣，不領公家分毫，卻認真為公家省錢辦事。為節省公司開辦費，他與梁尚立一起商定“港事港辦”，招收員工儘量少要外派人員、多收香港本土人士，並把節省的資金和借來的資金生財，促使公司很快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

作為市港澳經濟工作小組的一個成員，周寶芬説，幹什麼事都要有科學頭腦，招商引資也一樣，要找那些可靠的有實力的商人。根據當時的安排，一些人在香港招商引資，一些人在內地接洽。時任市工商聯副主委的周寶芬，出於公心，憑藉熟悉港澳、社會關係較廣的優勢，一方面多出主意、多想辦法。另一方面嚴格把關，這個人或企業如何、背景怎樣，有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第一時間通報給內地接洽人員，避免出差錯。正因為如此，經他介紹回來的人都比較可靠。

當時，引進改良豬種，許多城市都沒有成功。周寶芬想，這是一件科技含量比較高的事，要科學地觀察和考慮。於是，他找來這方面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種豬改良不是隨便配置都能成功的，講究品種、族系、代別等。通過學習分析，訪問取經，吸取了別人成功的實踐和失敗的教訓，他制定了自己的引進方案。同時，他重視發揮專長的作用，找懂行的“高手”參與。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廣州成功地引進了優良的豬種。直到現在，這一引進項目依然對內地的養豬業發揮着很好的帶動作用。

周寶芬就是憑着對黨的事業忠誠、對公家的事用心、有科學頭腦，而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商界的名流。1979年應榮毅仁先生之邀，他成為了中信公司12個籌備董事之一，全程參與該公司的組建工作並協助打開了該公司在香港的局面。

1978年，周寶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而後又當選市政協副主席。自那時起，他利用自己經常往來穗港之便利，廣泛開展與香港政協委員的聯絡工作，廣交深交港澳朋友，促進港澳的平穩迴歸和祖國的完全統一。

香港迴歸前夕，很多人對國內的政策不瞭解，對迴歸後會怎樣疑慮重重，政治謠言很多，社會疑問也比較多。周寶芬就利用聚會聯誼等機會，積極做好宣傳釋疑工作，消除身邊香港朋友的顧慮。許多香港政協委員做事都喜歡同他商量，而他也樂此不疲，鼓勵大家履行政協職責，團結各界人士，愛港愛國，為國家的統一和振興積極作貢獻。

其間，他特別重視做香港上層人士和工商界頭面人物的工作，他覺得這些港人對國內政策有疑慮，不僅會影響香港的發展，還會直接影響其對國內的投資，所以得多聯繫，多溝通，不斷增強他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和對大陸投資的決心和信心。周寶芬就是懷着的這樣想法和做法，交上了大批的香港朋友，而這些朋友後來都成了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